书评 | 普翔：数据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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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    陈国猛

副 主 编    徐   杰   应向健

——《浙江省知识产权民事司法保护报告（2015年）》书评

作 者 | 普 翔 

（本文系知产力获得独家首发授权的稿件，转载须征得作者本人同意，并在显要位置注明文章来源。）

写在前面的话

接受写这篇书评时，我觉得其实自己不适合来写这篇书评。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浙江司法报告2015》系“三知出品”的首部著作，知产宝作为“三知”（知之汇、知产力、知产宝）之一，应当回避对自己参与的出版物进行评价，否则有自卖自夸之嫌。第二个原因，书评属于重要的学术研究形式，而我自己还未达到写书评的资格。在西方，学术期刊刊登的论文（Article）数量要比书评（Review）少，对于读者其实书评更为重要。读者翻看一本杂志时所获取的知识，有时并不在于论文，而在书评。另外，由于书评不接受投稿，只由期刊主编自己约稿，很多的学术期刊也将刊登书评的学术水准视为自己的期刊学术标准，可见书评的重要。

但是最终我还是接受来写这篇书评，也有两个原因：第一，对于法律领域的大数据分析我一直保持有浓厚的兴趣并实践了数年，我主观上很愿意分享一些自己的心得。第二，中国学术期刊尚未建立起成熟的书评制度。中国的学术期刊中，主体是论文，书评只占极少的篇幅，甚至没有书评。目前对书评的要求尚未达到学术论文的地位，所以我来写书评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浙江司法报告2015》的介绍

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确定了一个法则：除那些真实而已足够说明其现象者外，不必去寻找自然界事物的其他原因。这条法则被后人总结为“简单性原则”。

在法律这门社会科学中，“简单性原则”是不是可行？本书给出这个答案。《浙江司法报告2015》以简单直观的数字和图表将浙江省全年审结生效的16084件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所 包含的整体信息呈现出现，从案件数量、案件主体、权利状况、侵权分类、证据信息、程序信息、损害赔偿、结案信息八个视角透视和分析了16084件案件的真实运行状况。如果不是通过这样的形式，16084件案件，即使平均每个案件的卷宗花费15分钟可以看完，一个人全部看完也需要167天。

阅读完整个《浙江司法报告2015》，就像看到了《清明上河图》，“大至寂静的原野，浩瀚的河流，高耸的城郭，小到舟车里的人物、摊贩上的陈设货物，市招上的文字，丝毫不失”。报告所体现的数据也是如此，大至司法的政策、法律的原则、宏观的趋势，小到赔偿的金额、支持的比率、审理的天数，构成一幅精美细致的《数据之图》。

《浙江司法报告2015》的评价

   一、这是一份真正的大数据司法实证研究报告

   1、数据样本数量完整。报告将2015年浙江全省审结的案件16084件全部纳入了分析样本，符合大数据分析的样本选取原则。大数据的大并非指数据样本的海量，而是指样本不采用抽样调查和典型数据分析的方式，即使数据总量不大，但是以某一特定范围的全部数据进行分析，依然属于大数据分析的范畴。完整的样本保证了报告分析有了客观全面的基础。

   2、数据样本内容完整。一个完整的案件除了最后的裁判文书，还包括诉讼全过程产生的过程文件和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立案信息、审理信息、程序信息、结案信息、证据信息等。《浙江司法报告2015》在这方面的优势尤为突出，由全省200多名法官按照统一制定的标准历时一年将一个案件完整的信息采集和上传，其他分析报告从未达到这个程度。从这点来说《浙江司法报告2015》就具有特别重大的司法改革示范意义，超越了单纯裁判文书的公开，延伸拓展了司法公开的范围和程度，使得知识产权案件以从未有过的透明度呈现在社会公众面前，提高了司法公信力，促进了司法公正。

  3、丰富的数据相关性。大数据的重要作用在于发掘数据之间的相关性，为问题解决和分析提供多样性的方案。《浙江司法报告2015》分析了法院地域、当事人地域、当事人类型、权利类型、互联网主体、侵权类型、当事人类型、证据类型、鉴定审计、诉讼禁令、证据保全、财产保全、中止诉讼、专家辅助人、技术专家、赔偿方式、赔偿数据、和解金额、调解金额、维权费用、未赔原因、结案方式、审理时长等23项信息与案件的相关性，借助上述相关性分析，可以对问题提供综合解决和完整的分析方案。

二、这是一份超越了相关性分析的司法大数据报告

相关性分析不能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尤其不能解决原因分析。《浙江司法报告2015》除了展示各组数据的相关性，还在每组之后增加了分析评价的内容，对数据相关性背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这些分析并非空泛的分析，报告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分析结合实际、结合政策、结合理论，多纬度进行论证，在论证之后还给出了结论性的建议。这样的分析方式，避免了单纯大数据分析报告的不足，从应用层到制度层给予了足够丰富的内容。这样的形式，期待在未来新的报告中可以得到坚持和加强。

三、提供了对司法政策落实和验证的依据

2015年最高法院提出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司法主导、严格保护、分类施策、比例协调”的司法政策。由于司法政策的抽象性，在考察政策落实时，往往缺乏有效的途径。大数据分析的方式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浙江司法报告2015》通过对大量具体案件的汇总分析，可以准确地看到司法政策的落实情况。另一方面，司法实践中的数据也可以去验证政策制定的合理性和方向性。例如关于“分类施策”的司法政策，通过《浙江司法报告2015》可以看到，中小微企业是浙江区域内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主体，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类案件占比情况，专利案件中原被告均超过八成、商标案件中三成半的原告、八成半的被告，版权案件中九成的原被告，不正当竞争案件中七成的被告。基于这个情况，就需要对此类案件分类施策，可以考虑加大调解力度、发挥司法审判延伸职能，积极引导上述企业从法外运用向正常许可转化。

四、以数据支撑，提出了创新和实用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解决方案

《浙江司法报告2015》通过实证大数据分析，在解决知识产权案件损害赔偿计算方法上提出来具有创新性的解决方案，这个部分是报告最为精彩的部分之一。在损害赔偿部分，报告用了接近1.8万字对损害赔偿数据的价值信息、通过数据引出的思考以及赔偿确定制度重构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个部分结构严谨、内容充实、观点新颖，即使单独拿出来，也可以作为一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优秀论文，而在报告中只是作为一个部分的分析和评价。

《浙江司法报告2015》对于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重构提出了六点建议，其中“构建权利信息司法评估系统”和“以层次分析法重塑法定赔偿”是最值得重视和认真对待的两个建议。“权利信息评估”是影响最终损害赔偿额的前提和重要因素，但在司法实践中多被法官和当事人所忽视，而把焦点集中在侵权信息的认定和查明上，从而导致损害赔偿确定出现偏差。所以，应当构建一个可行且实用的权利价值评估方法和体系，在确定权利基本价值的基础上再考虑侵权情况确定赔偿额。这个观念的确定，是解决赔偿问题多方评价不一致的核心。“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实用的多目标及定性和定量结合的决策分析法，运用于多目标、多准则、多要素、多层次的复杂决策问题，非常适合在确定法定赔偿额时使用。层次分析法可以避免传统法定赔偿额确定时目标模糊、理由含混、缺乏依据的弱点，更符合现在中国的国情，在各方举证不足的情况下，可以作为一个实用的工具来运用，切实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

五、不足和期待

尽管《浙江司法报告2015》提供了大量的数据相关性分析和因果分析，也提出了很多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对策，但有一项信息可能是读者所关注的，这次报告并未涉及。这就是案件胜诉率分析。胜率分析对于当事人确定法院裁判的倾向性有较重要的参考意义。另外报告对于审理时长的分析，未来还可以再细化，例如增加与不同法院、不同权利类型等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推荐理由

如果要去了解浙江省知识产权司法审判的宏观概括和微观信息，如果要以浙江为样本去透视和观察中国司法审判的实际运行状况，如果想去预测和分析可能涉及诉讼的策略和方向，《浙江司法报告2015》是目前已出版图书中唯一和最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