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做(17)|原研与仿制争夺的是进入市场的时间
作者 | 张璿/睿AI
最近两周,我对药品专利诉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比如,打掉了一项涉及乌帕替尼的具体权利要求,为什么仿制药的技术方案仍可能落入同一专利的保护范围?
沿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几份判决往下读,会看到一个容易被胜负叙事遮住的事实:原研与仿制之间的竞争,往往要在多个程序里反复确认。一次无效挑战清除了多大障碍,剩余权利要求还覆盖什么,产品申报和商业化安排是否与之衔接,共同决定了企业实际获得了怎样的市场空间。

清除权利障碍—处理市场行为—划定行动边界—争取进入时间
01打掉一项权利要求,不等于打开市场入口
我整理了药品专利行政诉讼工作样本共424件,其中驳回复审240件、无效170件。它反映的是已收录案件的结构,并非全部药品专利争议的总量。真正值得继续研究的,是把同一专利、同一产品的关联文书放在一起,观察企业如何争取进入市场的时间和路径。
424件
药品专利行政诉讼工作样本
240件
驳回复审
170件
无效
乌帕替尼相关的201810902092.0号专利,提供了一个很有解释力的样本。
围绕同一第562232号无效决定,四川国为与ABBVIE分别提起行政诉讼。国为希望进一步否定仍获维持的权利要求,ABBVIE则争取恢复被宣告无效的部分。两方的诉讼请求均被一审驳回,但双方受到的影响并不相同。
在(2024)京73行初3316号案中,法院未支持ABBVIE关于权利要求4涉及乌帕替尼的技术方案及相关权利要求具备创造性的主张。只看到这里,很容易把这一步理解成仿制企业已经打开了市场入口。
接下来的(2024)京73行初19124号案却说明,仍需继续检查其他有效权利要求。天地恒一在药品专利链接行政裁决的司法审查中主张:既然涉及乌帕替尼的具体方案已经被宣告无效,就应把乌帕替尼排除在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围之外。
法院没有接受这一推导。根据该案判决,权利要求1仍然有效,其保护范围应按自身记载确定。不同权利要求能否享有优先权,可能得出不同结论,评价创造性时面对的现有技术也可能不同。具体权利要求中的乌帕替尼方案被宣告无效,并不当然把这一化合物从其他有效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中删除。
这起案件说明,无效挑战的价值需要落实到产品:被清除的权利要求对应什么方案,剩余权利要求及相关专利是否仍构成约束。局部成果能否转化为更早的市场进入,取决于产品面对的其他障碍是否也已排除。企业需要争取的时间,最终要落实到可以依法实施的技术方案上。
在随后一份(2025)京73民初959号一审判决中,法院又确认,相关乌帕替尼缓释片仿制药技术方案落入上述专利权利要求1—3的保护范围。该案与前述行政诉讼分属不同程序,却共同提示,专利状态的概括表述,应当进一步落实到具体权利要求与产品方案的比对。
原研企业也要面对同样细致的审查。保护范围的维持,需要依靠申请文件、优先权和技术效果证据之间的对应关系。
3316号判决中的补充实验数据就是一个例子。被诉决定对有关补交数据持不予接受的意见,法院则区分了“接受”与“采信”:先接受反证2进入审查,再判断其能否证明所主张的技术效果。相关数据最终未获采信,未能扭转该案的创造性结论。
根据补充核对的判决摘录,反证2所载JAK3抑制活性实验数据获得于2010年10月19日,晚于第二优先权日2010年7月14日。结合本案优先权及证明对象的审查,法院认为其不能证明相应基准日前的技术贡献。这里需要分别辨明数据何时补交、何时形成,以及拟证明的技术效果在原申请文件中有何基础。
对企业而言,相关实验数据究竟对应哪个具体化合物,证明什么效果,原始文件提供了怎样的基础,都会影响可维持的权利范围。申请阶段的技术记载,可能在多年后的无效和诉讼中,直接参与决定产品的竞争空间。
02无效挑战,不会让其他程序和市场准备自动暂停
利格列汀相关案件,则把竞争进一步带到了挂网和销售环节。
围绕201510299950.3号专利,勃林格殷格翰与东阳光相关主体的争议,同时涉及权利有效性和商业实施行为。东阳光一方在无效程序中提出挑战,并在重大专利侵权行政裁决的司法审查中,就程序中止、挂网定性和相关企业的责任提出抗辩。
这些路径各自解决不同问题。无效程序处理的是相关权利能否维持;实施行为争议还要判断,具体产品是否落入保护范围,以及企业已经做了什么。有关判决认可了本案不再次中止处理的决定。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应分别评估无效挑战与实施行为争议的进度,不能把提出无效请求直接当作其他程序会等待的保证。
挂网是另一处关键争点。东阳光一方认为,相关行为尚属行政环节,并援引药品行政审批例外。北知一审判断则着眼于申报行为所表达的商业意愿:提交企业及药品资质材料,已经向潜在交易对象等表达供应特定仿制药的意愿。在本案情形下,后续能否成功挂网,并不改变对许诺销售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公开的(2021)最高法知民终1158号判决也作了具体区分:该案中的药品集中采购申报行为构成许诺销售,员工发布招聘医学代表信息的行为则未被这样认定。可见,市场准备中的不同动作,需要分别分析其内容与目的。
这些判断把专利风险识别的时点推到了实际成交之前。研发、注册和市场部门各自安排的动作,一旦进入同一条产品商业化路径,就需要共同评估专利保护范围与实施行为。为了争取上市后的销售时间而提前安排挂网,也要评估提前实施该行为本身的法律风险。
因此,仿制企业的市场准备工作应当逐项审视。取得药品批件解决了药品监管层面的相应问题,专利实施风险仍需另行评估。原研企业的权利主张同样需要落实到有效权利要求、被控技术方案和可证明的行为,不能把所有市场准备活动一并归为侵权。
03从集团分工到调解,专利边界最终要落到行动
利格列汀案件还说明,集团内部的业务分工会进入侵权判断。有关一审材料结合批件受让、委托加工及收益安排等事实,认定宜昌东阳光与广东东阳光共同实施相关行为。认定的依据需要落实到各主体在具体业务中的作用及合作安排,不能仅凭两家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得出结论。
这对药品管线合作、生产委托和权益转移都有启示。交易文件安排的是业务和收益,诉讼中还要解释各方在产品实施中的实际作用。
除了继续争议,双方还可能通过调解把保护范围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安排。
在所整理的(2025)京73民初1194号调解书中,仿制药一方就相关乌帕替尼缓释片作出承诺:在涉案专利保护期内,不实施约定的营销行为和为投放市场目的的制造行为,相关约束还涉及挂网、集中采购、申请医保药品分类及代码、参与医保目录调整,并设置违约责任。
这些条款呈现了专利争议与商业路径的连接:哪些动作暂时不能做,约束持续多久,违反约定承担什么责任,都落实到了操作层面。但这是双方经法院确认的具体协议,不能据此推导所有仿制药企业都承担相同义务。现有材料也不足以推断双方存在何种许可交易或和解对价。
04原研与仿制,争夺的是合法进入市场的时间
把这些案件连起来,可以看到原研与仿制博弈的一条路径:挑战具体权利,检验剩余保护范围,安排产品申报,再评估挂网及制造销售,必要时通过协议明确行为边界。这些环节可能并行发生,任何一个程序的有利结果,都需要放回整条产品路径中评估价值。
企业的攻防角色也会随具体专利发生变化。在吲哚布芬晶型D相关的(2025)京73行初16952号案中,杭州中美华东是专利权人,法院驳回了无效请求人提起的诉讼。样本角色表同时显示,中美华东在另外5件无效行政诉讼中是请求人。
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据此认定某一产品的原研属性,而是说明,国内药企同样可能一边挑战他人专利,一边维护自身权利。原研与仿制的角色,应落实到具体药品和技术方案;企业国别无法直接替代这一判断。
对药企管理层、投资人与BD团队而言,专利争议研究的价值,也由此变得清楚:一项挑战是否减少了产品实施障碍,剩余权利是否仍覆盖拟上市方案,接下来的经营动作会触发什么争议。这些问题,才能把法律进展接入研发安排、交易条件和市场计划。
原研企业需要依法维护研发投入形成的权利,仿制企业需要识别并争取合法进入市场的空间。两者都需要知道,每一步法律动作究竟改变了什么,以及还有哪些问题尚未解决。
一场无效挑战的价值,要看它能否为产品打开可实施的空间,并改变合法进入市场的时间安排;一项专利的价值,要看它依法能够保护哪些方案、约束哪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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