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诉讼对抗到仲裁调解:全球标准必要专利费率纠纷的治理困境、路径选择与中国方案

本文试图为全球SEP治理的包容性法治构建提供理论参考,并为中国司法与仲裁实务的国际化发展提出具体建议。

作者 | 胡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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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系统梳理SEP的基本形态与产业延展格局,比较分析主要司法管辖区的最新裁判思路,评估ADR机制在解决全球SEP费率争端中的可行性,并探讨中国企业在SEP领域身份转型背景下的利益平衡与决策应对。通过分析,本文试图为全球SEP治理的包容性法治构建提供理论参考,并为中国司法与仲裁实务的国际化发展提出具体建议。

作者 | 胡刚   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1]

【摘要】

全球数字化转型与多产业融合不断加深,标准必要专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SEP)已从传统的移动通信领域延伸至智能化新能源汽车、物联网及流媒体等新兴垂直应用领域,成为全球产业竞争与法治治理的焦点。近年来,英国、德国和中国的司法机关相继作出颇具影响的司法判决,引发对全球管辖权冲突与禁诉令连锁对抗的担忧。通过梳理SEP基本形态与全球产业展格局,明确许可方与被许可方的市场结构特征。针对多国诉讼引发的碎片化、高壁垒及长臂管辖等现实问题,系统论证仲裁调解作为一站式全球解纷路径的法理可行性与制度优势。同时客观分析了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的适用边界与转型障碍,并探讨将"SEP+FRAND"模式引入生物技术等创新领域的可能性。最后,阐明了全球SEP治理应包含的多边共赢与包容性法治维度,以期为中国司法与仲裁实践在规则优化、制度培育及人才储备方面提供参考。

【关键词】

标准必要专利(SEP);FRAND原则;利益相关主体多元化;商事仲裁;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长臂管辖



引言

标准必要专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SEP)制度是现代知识产权法与竞争法交叉领域中最具复杂性的议题之一。随着全球数字化转型的推进,SEP已从传统的移动通信领域向智能网联汽车、物联网、流媒体等新兴垂直产业广泛渗透,其许可费率的确定直接关系到全球高科技产业链的利益分配与创新激励。近年来,英国、德国、中国等司法管辖区相继作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SEP费率裁判,引发了关于司法管辖权冲突、禁诉令(Anti-suit Injunction, ASI)适用边界以及FRAND(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原则解释差异的激烈讨论。[2]

与此同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及主要仲裁机构正积极推动将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引入SEP争端,试图为跨国专利许可提供一站式、去政治化的解纷路径。然而FRAND原则本身的模糊性导致其运行面临许可环境复杂化、裁判标准混乱化与全球诉讼碎片化的三重困境。如何在激励技术创新与促进技术普及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已成为全球SEP治理的核心命题。

本文旨在系统梳理SEP的基本形态与产业延展格局,比较分析主要司法管辖区的最新裁判思路,评估ADR机制在解决全球SEP费率争端中的可行性,并探讨中国企业在SEP领域身份转型背景下的利益平衡与决策应对。通过分析,本文试图为全球SEP治理的包容性法治构建提供理论参考,并为中国司法与仲裁实务的国际化发展提出具体建议。

一、标准必要专利(SEP)的基本形态与全球产业格局

(一)专利私权与技术标准绑定的法律实质

标准必要专利(SEP)治理框架的形成,源于当代竞争法理与创新经济学在产业实践中的深度交汇。其核心法律实质在于具有排他性的"专利私权"与具有公共属性、互联互通需求的"技术标准"实施了深度绑定。通常而言,专利权人依法享有垄断排他权,有权拒绝他人实施其发明。然而,一旦某项专利所涵盖的技术方案被标准制定组织(SDOs,如ETSI、ITU、IEEE、3GPP等)固化并吸纳进入技术标准,该专利即成为市场主体欲进入该垂直行业、合规生产符合标准的产品时,在技术、商业和法律层面皆难以规避的天然行业壁垒。这种壁垒超越了普通专利:普通专利由于存在技术替代的可能性,其市场威慑力有限;而SEP由于标准的刚性制约,任何替代方案的研发在商业上均意味着极高的替代成本。

标准必要专利兼具私有财产权与公共产品属性,其许可纠纷不仅涉及个体利益平衡,更关乎技术标准的推广与市场竞争秩序。[3]为限制技术入标带来的支配地位,防止专利权人索取超额费用并阻碍创新,全球标准化组织普遍要求专利持有人在入标前书面承诺,愿意按"公平、合理、无歧视"(FRAND)原则向善意实施者授权。FRAND承诺在法律上构成具有约束力的单方允诺或利他契约,它既限制了专利权人拒绝许可和滥用禁令的自由,也确立了被许可人善意谈判并支付合理对价的义务。该制度框架是数字经济时代全球供应链分工协作的基础法律框架。

(二)移动通信领域(2G至6G)的传统技术细分领域

移动通信产业最早且最密集地见证了标准必要专利(SEP)争议与规则的演进。从2G(GSM)、3G(CDMA)、4G(LTE)到如今的5G及6G,通信行业因追求全球"万物互联"与无缝互通,对技术标准的依赖度极高。其产业链从底层物理信道编码到上层协议管理的每一个技术节点,都伴随着大量专利的密集固化与标准化。

在移动通信原有的紧密合作生态中,由于各家巨头(如早期的爱立信、诺基亚、摩托罗拉,以及后来的高通、华为、中兴等)均在产业链的不同维度握有规模相当的核心专利组合,因此行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依托的是大面积的"交叉许可(Cross-licensing)"和相互制衡。彼此通过差额结算支付净额,从而达成了产业内部生态的动态平衡。然而,5G时代通信底层向垂直行业大规模渗透,彻底打破了传统的通信业内平衡。

(三)垂直应用产业的广泛延伸(新能源汽车、流媒体、物联网等)

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与物联网(IoT)建设的跨界融合,SEP这一独特的专利形态和高额许可变现模式,正在以强劲的势头向非通信传统的垂直应用产业实施广泛渗透。其中冲突表现最尖锐、涉案金额最庞大、法律争议最复杂的,当属智能化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车辆(ICV)领域。现代智能网联汽车已不再是单纯的机械运载工具,而是演变为集成了高密度中央通信模组、自动驾驶感知算法、车路协同(V2X)系统以及庞大云端算力互联的"轮式移动大型智能终端"。一辆现代化新能源汽车的正常合规行驶、空中下载技术(OTA)升级或高清地图使用,均不可避免地需要高频、高强度依赖传统通信巨头所持有的蜂窝标准必要专利。这直接导致了以Avanci为代表的跨行业专利池与全球大型跨国车企之间连续爆发了数轮旷日持久、席卷全球的多国禁令诉讼,迫使全球汽车供应链不得不重构其知识产权合规成本预算。

除了智能网联汽车,高清晰度数字视频与音频编解码技术标准(如MPEG-4、HEVC/H.265、AV1、以及新一代VVC/H.266技术标准)也演化出了庞大且密集的SEP细分领域,并深度嵌入到流媒体播放平台、智能电视、监控设备、各类移动智能终端的软硬件。放眼更广阔的领域,无论是智能家居(如Matter协议)、智能电网,还是智慧城市与工业互联网,只要涉及数据格式、无线传输、高效编解码及设备间的协议互认,SEP背后的法律风险与经济博弈便如影随形。这种技术溢出的深层经济学本质在于:固定研发成本极其高昂的基础底层通用技术,正在通过技术标准这一高效率扩散管道,向边际实施成本极低的各类垂直应用层场景进行全方位、广覆盖的生态渗透。这一跨界演进不仅拓宽了技术变现边界,也将大量此前完全缺乏无线通信专利积累、缺乏跨国专利诉讼经验但又高度依赖通信功能的垂直行业被许可方推向了博弈的风口浪尖。[4]正因为此,有学者进一步提出,现有SEP计费模式存在技术价值与商业价值错配的结构性缺陷,应当推动SEP许可规则从硬件适配向软硬件协同的范式转型。[5]

(四)全球SEP数量、声明分布与主要专利池统计

通过德国IPLytics、日本CyberCreative以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权威机构发布的宏观统计数据支撑,我们可以更客观、科学、定量地洞察全球SEP的竞争格局。截至目前,向欧洲电信标准协会(ETSI)正式声明的5G标准必要专利族(Patent Families)总量已突破数万件,呈现出高密度增长态势。[6]专利资产的大规模扩张直接导致单独谈判成本的几何级数上升,从而强力催生了"专利池(Patent Pools)"和专业集成许可平台的全面崛起。其中,在汽车蜂窝通信领域居于重要地位的Avanci专利池,已成功聚合了包括高通、爱立信、诺基亚、三星、华为等在全球范围内超过90家核心通信专利持有人的专利组合。其推出的5G车载许可项目将单车许可费率定为32美元(早鸟许可费率为29美元),对全球各大主机厂实施大规模的集中收费。在视频编解码领域,Via LA(原MPEG LA)、Access Advance(针对HEVC/VVC)等专利池,亦对全球流媒体硬件和软件服务商实施集中的许可费收取。下表基于上述权威机构的最新统计数据,详细呈现了核心产业与技术标准中SEP的分布格局。

表1 核心产业与技术标准领域的SEP分布概览

(五)主要许可方(Licensors)利益集团阵营分析

在全球标准必要专利的市场格局中,纯粹或主要的许可方阵营通常由两类主体构成。第一类是以高通(Qualcomm)、InterDigital以及大量非专利实施实体(NPEs)为代表的"研发与许可驱动型"企业。高通长期坚持的以终端整机售价为计费基数的许可费模式(而非以通信模组价格收费),使其成为全球最大的SEP获利者之一。第二类则是爱立信(Ericsson)、诺基亚(Nokia)等传统欧洲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巨头。它们主要依托庞大的存量和增量无线通信标准必要专利组合,通过全球范围内的专利诉讼与交叉许可谈判,将其转化为支撑网络基础设施研发、维持企业利润率的稳定现金流。此类主体在费率谈判中通常持有较高的价格底线,并倾向于将禁令救济作为重要的谈判工具。

(六)主要被许可方(Licensees)产业集群面临的困境

与上述许可方相对立的,则是庞大的、以实体制造和硬件组装为主导的被许可方产业集群,涵盖智能手机终端品牌、智能化新能源汽车主机厂、智能电视制造厂商以及广大的物联网硬件中小企业。作为许可费支付方,其核心诉求是倡导"最小可销售专利实施单元"(SSPPU, Smallest Salable Patent Practicing Unit)作为费率计算基准。即主张通信专利费的计算基数,应当且只能针对车辆或手机中的通信芯片/通信模组价格,而不应按整辆豪华汽车或整部高配手机的终端售价进行提成。其目的在于避免汽车真皮座椅、高档音响甚至整车电池系统等与通信专利无关的部件价值,被不合理地一并计入专利费。

二、全球SEP主要司法管辖区的最新判例梳理与法理博弈

本章按照"裁判规则---法理基础---博弈后果"的线索,梳理英、德、中三大司法管辖区的最新SEP判例。需要说明的是,判例梳理并非单纯的经验描述:各法域在全球费率裁判权上的扩张与竞争,正是后文所述治理困境的司法根源,也是仲裁与调解路径得以展开论证的现实背景。

(一)英国法院的"全球费率裁判者"定位与重塑

2020年"Unwired Planet诉华为案"终审判决后,[7]英国法院确立了"全球FRAND费率裁判者"的国际地位,这一极具争议且态度鲜明的裁决引发了广泛关注。英国法院此举的法理基础在于契约法逻辑。尽管专利权在国际法上具有严格的地域性,但权利人向ETSI等标准组织作出的FRAND承诺,在法律性质上被界定为私法契约。正是这一契约属性,为英国法院管辖全球许可费率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基于对商事习惯上的合理阐释,英国法院认为,理性的商业主体在面对跨国专利组合时,会倾向于达成全球统一的许可协议,以避免陷入繁琐、高昂且易冲突的碎片化诉讼。因此,作为契约的解释者,英国法院有权直接裁定全球统一的FRAND许可费率。此外,法院还辅之以严厉的"附条件禁令机制":即如果跨国实施者(如华为、联想等)拒绝接受该全球许可条款,法院将直接颁发禁令,禁止其侵权产品在英国市场的进口与销售。以 InterDigital v. Lenovo(2024)案[8]为代表的后续重大判例,对这一强势的私法契约化路径进行了精细重塑,特别是在费率与过往许可费问题上实现了进一步发展。具体而言,法庭在该案中实现了两方面深化:其一,进一步细化了将"可比许可协议法"[9]与"自上而下法"[10]相融合的复杂数学测算模型;其二,对许可谈判中双方是否具备主观上的"善意意愿(Willingness)"实施了严格的司法穿透式审查。通过这些举措,法庭成功将全球实施者纳入到其构建的高门槛诉讼机制之中。

从比较法视角审视,英国法院主动裁决全球费率的做法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广泛争议。美国经济学家、法学学者J. Gregory Sidak指出,FRAND费率的裁决应当摒弃机械割裂的"事前增量价值"规则,转而充分考量标准必要专利在相互协同下所产生的"组合价值(combinatorial value)"。他论证指出,合理的FRAND费率本质上是专利权人与实施者对标准所创造"总剩余(Total Surplus)"的合理分配,必须在满足各方"个体理性约束"的前提下,提供持续激励以维系开放标准生态的繁荣。[11]然而,与上述旨在平衡各方利益的理论预期不同,英国法院在Unwired Planet案中的裁判逻辑,被部分批评者认为过度偏向权利人利益,且忽视了专利权地域性原则对司法管辖权的基本限制。中国亦有学者指出,英国法院主动裁决全球费率的做法与国际主流实践相悖,除英国外,世界主要国家的法院在SEP纠纷中通常仅在当事人合意的前提下才裁定全球许可费率。这种域外法院的长臂管辖,已对我国无线通信企业的发展以及司法主权带来较大冲击,我国亟需采取积极措施予以应对。[12]

(二)德国法院的"效率禁令救济"与许可人倾向

与英国法院依托契约法确立全球费率裁判权的逻辑不同,德国法院凭借高效的专利"双轨制"(侵权判定与无效宣告程序分离)及常态化的禁令救济机制,长期成为全球SEP维权与商业谈判的核心阵地。在里程碑式的 Sisvel v. Haier(2020)案中,[13]德国联邦最高法院(BGH)对欧盟法院 Huawei v. ZTE案[14]所确立的谈判指引进行了严格的单方面解释,将原本双向互动的谈判规范,转化为对被许可方"善意意愿(Willingness)"近乎苛刻的司法审视标准。该判决明确指出,被许可方仅表达口头或形式上的许可意愿不足以构成抗辩,在收到侵权通知后,必须毫不拖延地作出具体且具有商业合理性的回应。在德国司法实务中,被许可方若想抵御侵权禁令,仅口头表示愿意接受FRAND许可远远不够,必须在短时间内主动提出具体且具有商业合理性的反要约。一旦被认定为"恶意拖延(Hold-out)",法院通常会在专利有效性最终确认前直接颁发禁售禁令。这种极具威慑力的司法风格,迫使众多出海的新能源车企和物联网企业在谈判初期便处于弱势,往往不得不向许可方的费率方案妥协,从而显著增加了相关企业的合规风险与商业压力。

(三)中国法院的"实质管辖突破"与全球费率裁判权的确立

面对英、德等国法院对全球SEP司法管辖权的单边扩张,以及由此对中国制造业供应链安全带来的严峻挑战,中国司法机关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成功实现了从被动防御到主动作为、从局部参与到系统性制度构建的跨越式突破。最高人民法院在"OPPO诉夏普"案[15]中确认:基于特定技术、经济和市场连接点,中国法院对全球FRAND许可费率具有实质性的管辖裁判权。之后,在"华为诉康文森"案中[16]又作出了首例具有行为保全性质的"禁诉令"(Anti-suit Injunction, ASI),有效阻断了外国权利人通过海外强制执行程序反向施压我国本土企业的企图。此后,依托"小米诉交互数字公司(InterDigital)"等一系列涉外知识产权冲突案件,中国法院逐步构建并完善了涵盖禁诉令、反向禁诉令以及罚款威慑机制在内的涉外知识产权保护工具箱,实现了制度体系的系统化与常态化。

此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OPPO诉诺基亚全球费率争议案中,[17]作出了标志性裁决。作为中国司法史上首例直接、全面裁定诺基亚2G至5G全代际SEP组合的全球FRAND许可费率的判决,它标志着中国法院在国际SEP费率裁判格局中,正逐步发挥关键的平衡与规则塑造作用。在该案判决中,中国法院展现了深厚的法理与技术素养:法官不仅深入挖掘并科学测算了诺基亚专利组合在5G标准层面的实质技术贡献率,还充分考量了中国本土市场与全球其他区域在经济红利、购买力水平及消费力矩阵上的显著差异。在此基础上,法院开创性地构建了兼具法理说服力和技术穿透力的阶梯式费率计算框架。这一科学严谨的裁决最终成功促成双方在判决后达成了全方位的全球和解。这一司法实践不仅有效维护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通信制造基地和消费市场的司法管辖权,更在全球范围内探索出一种兼顾全球高科技产业生态可持续发展与知识产权合理保护的"中国平衡方案"。

三、中国公司在SEP领域的立场变化与双重身份

全球SEP博弈之所以与中国息息相关,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企业已从单一的被许可方演变为兼具许可人与实施者双重身份的市场主体。这一身份结构既决定了中国在治理困境中的利益立场,也构成后文"中国方案"的事实前提。

(一)从"单一被许可方"向"多维双重身份"的转变

要理解全球SEP治理的发展方向,需要认识到中国企业在这一领域经历了深刻的历史性转变与身份演变。在2G和3G时代,由于缺乏通信标准的核心话语权,中国企业在国际SEP博弈中,扮演的是单一且纯粹的被许可方角色。作为"世界工厂",本土电子制造企业长期承受高昂的专利费,利润受到挤压。因此,当时中国产业界的整体诉求天然倾向于维持低费率,并主张严格限制专利禁令的适用,防范许可方权利滥用。近年来,随着中国科技企业在5G、6G及视频编解码等领域投入大量研发资金,行业格局与利益结构已发生显著变化。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5G标准必要专利及标准提案研究报告(2026年)》显示,[18]在全球5G标准必要专利有效全球专利族排名中,华为以11.70%占比位居首位,中兴、小米、OPPO等中国企业一进入全球前十。上述数据表明,当前中国企业已逐步迈入"利益多元化"与"双重身份"并存的新阶段。

(二)本土领军企业的许可人立场与全球维权诉求

随着身份的深刻转变,中国领军企业在商业模式和法律立场上,已逐渐展现出鲜明的"权利人特征"。在商业布局层面,它们不仅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许可网络,与苹果、三星等海外科技巨头展开博弈,还与各垂直领域的产业实体展开常态化的长周期许可谈判及全球维权行动。在法律主张层面,它们强调必须依法保护创新源头合法权益,要求FRAND费率必须真实反映专利技术在标准中的实际商业贡献;同时明确表示,面对恶意拖延的实施者,将保留申请司法禁令等合法救济手段。

这种立场的演变,标志着中国企业内部的法律诉求已突破单一固化模式,呈现出高度复合与生态化的新特征。清华大学法学院崔国斌教授在论述中强调,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在许可环节上虽享有合理的自由,但在FRAND承诺的约束下,权利人一旦向终端实施者主张权利,即不得借禁令等手段攫取超出专利贡献的回报。[19]这一观点为中国领军企业从被许可方向许可方转型过程中,如何正当行使权利、避免滥用优势地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

(三)新能源汽车与消费电子实体的被许可方防御策略

与此同时,以比亚迪、吉利、蔚来、小鹏为代表的智能化新能源汽车领军企业,以及小米、OPPO、vivo等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的消费电子巨头,作为代表中国优势制造业未来的重要产业集群,在面对海外通信巨头及Avanci等强势专利池的全球围堵时,依然主要扮演着"主力被许可方"的角色,承受着沉重的出海知识产权合规压力。这种双重身份与外部压力,促使他们发展出了一套精密的防御策略:在技术层面,他们不仅在国内积极通过专利无效宣告程序,挑战海外不合理专利组合的法律效力;在司法层面,积极诉诸中国法院,寻求合理的全球FRAND费率裁决;在商业层面,则通过组建跨行业的抗辩联盟,共同应对专利池的高昂许可费率。

(四)利益多元化背景下中国产业政策与司法审判的动态平衡

中国已兼具全球主要的技术许可人与最大技术被许可人的双重身份。这种高度多元化的利益格局,不仅给我国宏观产业政策的制定、反垄断执法以及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带来了极具挑战性的"动态平衡"考验,同时也为构建一种独特的法理高度奠定了坚实的逻辑起点。身份与立场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天然地打破了单边视角的局限。它促使中国的司法和政策制定不再陷入非黑即白的零和博弈,而是必须统筹考量创新的激励与技术的普及,从而形成一种兼顾上下游、平衡投入与产出的全局性法理视野。这种在冲突中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包容性,催生出一种既保护基础研发"源头活水"、又呵护实体制造与新兴应用成长空间的"平衡正义"。

正因如此,中国的法治实践不能简单地照搬侧重强化权利人保护的司法路径,因为这可能会扼杀本土朝气蓬勃的新能源汽车和智能制造等下游支柱产业的生机;但同时,亦不能滑向过度倾向本土实施者的保护路径,随意压低专利公允价值的误区,因为这会严重挫伤华为、中兴等本土头部创新主体持续向6G及底层基础科学发起冲锋的研发积极性。这种超越短期利益、致力于维护全球产业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姿态,最终将升华并成为一种具有全球公信力的规则引领。

正如有学者在关于FRAND原则的研究中所指出,FRAND原则的运行根植于公平正义的伦理基础、交易成本的经济基础与利益平衡的规范基础;在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中,当私人协商机制运转失灵诱发权益分配失衡时,FRAND原则通过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与被许可人利益的平衡再造,发挥着关键的修复功能。[20]本文认为这一理论框架可为中国在利益多元化背景下构建"平衡正义"的司法范式提供有益的法理学支撑,即中国的SEP司法实践应当超越简单的权利人与实施者二元对立,在FRAND原则的多元价值维度中寻求动态平衡。

四、仲裁与调解解决SEP费率纠纷的可行性及国际经验

(一)"一站式全球一揽子解决"与契约私法属性的契合

跨国多元诉讼的无序扩张,虽然在短期内或许能为部分资金雄厚的巨头争取到局部的诉讼筹码,但从宏观创新经济学和全球法治协同的视角审视,其结构性弊端已暴露无遗:多国诉讼不仅导致法律适用碎片化、诉讼成本极其高昂、审理周期动辄数年,还极易诱发主权国家间的司法管辖权直接冲突和反垄断执法反弹。在此背景下,正如英国高等法院、美国联邦法院以及众多欧洲司法判决所共同指出的那样:商事仲裁和商事调解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在确定全球性 FRAND 费率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显著优势和法理可行性,正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破解"SEP 多国诉讼泥潭"的系统性共识。国内亦有学者提出,"全球许可"应视为"公平合理无歧视"的内在要求,可将 FRAND 修订为 WFRAND (worldwide, 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或者"全球性许可"应作为"公平性"或"合理性"的构成要件之一。[21]这一趋势在英国上诉法院近期裁决的 Acer & ASUS v. Nokia (2026) 案[22]中得到了具里程碑意义的确证。该案涉及视频编解码标准(AVC/HEVC等)的FRAND许可争议,法院明确认定Nokia提出的以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仲裁确定许可条件的路径本身可作为FRAND谈判框架的合理组成部分,若实施方拒绝该仲裁路径,法院将永久中止其提起的诉讼。该判决标志着司法管辖权向国际商事仲裁的深度礼让,将 ADR 机制正式推向了全球 SEP 纠纷化解的核心。

从法理根基审视,商事仲裁天然具备"一站式全球一揽子解决(One-stop Global Solution)"的特征,这与SEP全球许可协议的底层商业运作逻辑高度契合。在传统的诉讼架构下,由于专利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限制,任何一国的法院在裁定外国专利有效性或具体费率时,不仅面临国际私法上的正当性挑战,其民事判决在跨国强制执行时也往往遭遇主权壁垒。相比之下,仲裁和调解则完全基于当事人高度的意思自治与合同合意之上。当事人可以通过签署仲裁协议,合法、自愿地授予国际仲裁庭管辖、审理并最终裁决其全球专利组合在FRAND原则下的统一许可费率。更为关键的是,依据《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纽约公约》,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可以在全球超过170个缔约国获得高度标准化、可预期的承认与强制执行。这种强大的跨境穿透力和执行力,从根本上超越了任何单一主权国家的跨国法院民事判决,有效破解了企业在多国交替发起诉讼与执行的碎片化困境。

(二)保密性与专家治理机制在商业秘密保护中的独特优势

其次,高度的保密性与专家治理是ADR机制相对于传统司法诉讼的另一项核心制度优势。SEP全球许可费率的谈判与测算,往往涉及跨国高科技企业极其核心的顶层商业秘密、生产物料清单、全球销售数据,以及此前与第三方签署的、高度敏感且包含严格保密条款的"可比许可协议"。在传统法院的法庭公开审理或证据开示程序中,这些敏感信息的披露与保护往往成为双方激烈博弈的焦点,稍有不慎甚至可能引发反垄断监管机关的延伸调查。相比之下,国际仲裁和调解程序实行全封闭、不公开审理,所有卷宗、庭审笔录及裁决书均受到严格的保密协议约束,能够最大限度消解高科技创新企业的后顾之忧。

此外,SEP案情和费率计算高度依赖对前沿标准技术文本的理解及复杂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如Shapley值合作博弈模型、微观经济价值剥离法、专利池内权重测算等)。普通民事法官受限于日常繁重的民商事案件审理压力及缺乏多元化的专业背景,往往难以在短期内精准洞察并作出合理的经济学裁判。而仲裁则允许双方在全球范围内,自主选聘深谙现代无线通信技术、国际知识产权法学理论与微观产业经济学的顶尖中立专家担任仲裁员、调解员或专家证人,从而在制度层面确保了裁决结果的高度专业性、商业合理性与前瞻性。

(三)WIPO等国际组织对SEP的ADR机制的最新推动与制度启示

近年来,国际社会在SEP争端解决领域的一系列顶层制度设计和立法动向为完善ADR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参照。一方面,WIPO仲裁与调解中心近年来持续深化SEP争议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2025年,WIPO联合爱立信、华为、诺基亚、高通及Sisvel等主要SEP持有人,共同推出了《SEP持有人面向物联网中小企业的WIPO调解承诺书》,倡导在针对物联网中小企业提起诉讼前,优先通过调解解决争议。该倡议配备有专门的专家库,已处理85件以上SEP相关调解案件,调解和解率约70%。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于2023年提出的欧盟SEP立法草案(COM(2023) 232 final),曾尝试确立强制前置程序,要求当事人在任何成员国发起诉讼前,必须进行为期数月的强制性FRAND费率专家调解或独立评估。[23]尽管该提案因欧盟理事会无法达成一致,于2025年7月被正式撤回,但其制度设计逻辑仍为未来SEP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探索样本。上述国际法治前沿的最新动向深刻表明:将高度专业化、去政治化且着眼于长周期商业合作的技术费率争议,从冲突对抗激烈的公权力诉讼领域,有预见、有步骤地分流至尊重意思自治、强调绝对保密与高效率运作的私法ADR领域,已经成为当代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系重塑的必然趋势。[24]

(四)ADR机制的适用边界与转型阻碍的批判性审视

尽管理论上ADR具备诸多优越性,但从"诉讼对抗"向"替代性纠纷解决"的治理转型至今尚未全面发生,其背后仍潜藏着深层的结构性障碍与正当性挑战。

其一,保密性与公共利益代表缺位的共性问题。商事仲裁与调解均以保密性为制度基石,旨在保护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与谈判策略。然而,FRAND费率裁定不仅关乎争议双方的私益分配,更深刻影响着全球相关产业的市场准入门槛与下游产品的终端定价,具有公共利益属性。[25]仲裁的封闭审理模式与调解的无记录、无公开特征,均导致法院、监管机构及学术研究界难以获取FRAND法律发展的完整信息,公共利益主体在ADR程序中既无席位亦无发声渠道。[26]而调解程序的非正式性与调解结果的无强制约束力,使得弱势方的利益保护更加依赖调解员的个人伦理自觉,其制度保障较仲裁则更为薄弱。

其二,结构性偏差与透明度缺失的双轨困境。仲裁服务的市场化收费机制对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专利权人更为友好,中小实施实体在仲裁成本的承担能力与信息获取上均处于劣势;仲裁员一般难以同时具备对下游制造业成本结构的深度理解,以及知识产权法与技术领域的专业背景。虽然调解成本较低,但调解员的中立性约束与专业资质要求较仲裁员更为宽松,且调解结果同样不公开,缺乏先例积累效应。无论是仲裁裁决还是调解协议,其保密性均导致SEP费率裁定的知识外溢严重受限,产业界难以从既往案例中提炼可预期的费率计算参数。[27]这种透明度缺失不仅削弱了ADR的规则塑造功能,更可能在FRAND估值中产生累积性的误差传导。

其三,启动障碍与制度边界的双重制约。在仲裁层面,SEP许可链条中多方利益主体的存在使得仲裁合意的达成极为困难,任何一方均可通过拒绝同意仲裁将争议拖入诉讼轨道以谋取策略优势;同时,仲裁庭作为私法裁判机构缺乏主动审查竞争法公共利益的职权,仲裁裁决可能因与一国反垄断公共政策相冲突而面临被撤销或拒绝执行的风险。[28]在调解层面,虽然启动门槛较仲裁更低,且WIPO仲裁与调解中心处理SEP/FRAND调解案件的和解率较高,但调解协议缺乏强制执行力,若一方事后反悔仍需诉诸司法程序确认效力,这一"软约束"特征使其在高对抗性格局中作用受限。[29]

综上所述,三大结构性障碍共同解释了为何从诉讼到ADR的转型尚未全面发生:保密性与公共性的张力限制了其正当性基础,结构性偏差与透明度缺失削弱了其公信力,合意门槛与制度边界划定了其功能限度。未来的制度设计不应将ADR视为万能机制,而应构建诉讼、仲裁、调解及行政监管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通过功能互补与无缝衔接实现治理效能的提升。

五、利益诉求分歧及争端路径对双方法律天平的差异化影响

在进行具体机制比较之前,有必要对本文所称"治理困境"作一整体性界定。全球SEP费率纠纷的治理困境并非单一维度的难题,而是三重叠加的结构性障碍:其一,许可博弈层面的"双向劫持"与诉讼对抗的武器化,即本章分析的利益天平失衡问题;其二,替代性解纷路径自身的转型阻碍,包括保密性与公共性的张力、结构性偏差与透明度缺失、启动合意与制度边界的制约,前文第四章第四节已作批判性审视;其三,涉外法治层面的管辖权冲突与合规对抗,包括长臂管辖的无序扩张、禁诉令连锁反应以及国家安全审查与域外证据开示的冲突,将在后文第七章展开。三重障碍相互叠加,共同构成了从"诉讼对抗"走向"仲裁调解"必须面对的制度现实。

(一)专利劫持与恶意拖延的对抗机制

在法经济学的框架下,SEP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目标在于建立一套能够有效抑制两类机会主义行为并实现动态平衡的制度:即防范许可方的"专利劫持(Hold-up)"与被许可方的"恶意拖延/反向劫持(Hold-out)"。当技术一旦被纳入标准,被许可方往往已经投入了巨额固定资产以建立生产线,难以轻易退出该技术生态。正如有学者在探讨全球费率裁判危机时所深刻揭示的,SEP 许可博弈正陷入"双向劫持"的泥潭:一方面,若缺乏 FRAND 原则的严格约束,许可方极易利用禁令威慑强索远超其技术真实贡献的垄断高价;另一方面,在冗长的跨国诉讼周期中,部分被许可方亦常利用司法程序的繁琐与地域性特征实施"恶意拖延战术"——在长期无偿实施他人核心技术攫取利润的同时,于多国法院交替诉讼以敷衍塞责、拖延时间。[30]这不仅导致创新源头的研发回款遥遥无期,更会严重挫伤研发创新的积极性。因此,争端纠纷路径的选择,将直接决定利益天平向哪一方倾斜。

(二)诉讼对抗(禁令工具)对双方核心商业资产的破坏

传统的司法诉讼凭借其公权力背书与"非黑即白"的判决属性,往往容易被实力较强且率先发起诉讼的一方作为瓦解对方抵抗意志的"终极武器"。在英、德等国的司法实践中,由于禁令救济在特定阶段的获取相对宽松,许可方发起的闪电侵权诉讼,可以在极短时间内通过法院强力切断被许可方在整个欧洲或局部核心市场的供应链与销售网络。这种剥夺"市场准入资格"的风险,对于极度依赖市场连续性、拥有庞大库存和渠道成本的制造业被许可方而言无疑是致命的。它往往直接迫使被许可方放弃合理的专利无效抗辩和费率抗辩机会,被迫接受高于FRAND水平的不利许可条件。[31]然而,这种诉讼对抗的代价极其高昂,它不仅严重撕裂了产业链上下游的长期信任关系,还极易诱发大规模的反垄断反弹、政治审查以及市场生态的剧烈动荡,对双方的核心商业资产和商誉均会造成不可逆的连带损害。

(三)仲裁与调解的"中立性"与"去武器化"制度设计

相较于诉讼中非此即彼的激烈对抗,商事仲裁与调解在平衡双方利益时,充分展现了高度的"中立性"与"去武器化"特征。在标准的国际SEP仲裁或调解程序设计中,双方在达成替代性纠纷解决(ADR)合意的同时,通常需要作出对等的程序性承诺:许可方必须承诺在审理期间,主动暂停在海外所有司法管辖区申请、推进或执行攻击性的侵权禁令,从而彻底解除对被许可方市场运营的紧迫威胁;作为对等条件,被许可方也须提供经仲裁庭认可的足额银行履约保函,或将合理的预估专利费存入中立的第三方托管账户,以此向许可方和仲裁庭证明其善意履行的诚意。在完全封闭且理性的审理环境中,仲裁庭能够排除任何单一主权国家基于本土产业保护(无论是维护高额研发红利还是维系廉价制造基础)的政治干扰。它能够纯粹基于多维经济学专家证人的精算模型,在"去武器化"的氛围中,达成最契合双方财务状况与商业可持续性的许可对价。

本文认为,无论是英国法院在最新司法实践中展现出的"司法向仲裁礼让"姿态,[32]还是中外学者对"双向劫持"困境的系统破局思考,[33]实际上均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演进逻辑:ADR机制最大的制度价值,就在于它有效剥离了诉讼中裹挟的生存风险,将一场原本激烈的"存亡大战",还原为一场关于"技术合理实施对价"的纯粹、理性的商业博弈。

六、SEP模式向生物技术等创新领域拓展的可行性与ADR新空间

(一)基因编辑、mRNA递送及测序标准的专利丛林分析

随着生命科学、合成生物学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交叉融合,一个值得探讨的法律问题是:在移动通信和新能源汽车行业已运行顺畅的"SEP+FRAND"制度模式,是否能够且应当被成功复制,并引入到其他对技术标准化和底层通用专利高度依赖的生命科学前沿创新领域?例如现代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与精准医药研发领域。

从行业演进规律来看,当前的生物技术领域在特定的底层技术维度上已表现出显著的"事实标准化(De facto Standardization)"[34]和"专利丛林(Patent Thickets)"[35]现象。例如,CRISPR基因编辑平台、mRNA递送系统、基因测序标准数据流接口等核心技术,已经成为新兴生物医药研发企业难以绕开的基础技术。

(二)生物医药产业特征对FRAND机制的挑战与调整

生物技术产业与移动通信网络在底层机理上存在本质差异:移动通信SEP强调绝对的互联互通与技术标准的刚性锁定。而生物技术则表现出高度的"产品特定性"和"生物通路替代偶然性"。更关键的是,原研药研发伴随极高的沉没成本、漫长临床试验周期及低成功率,导致生物医药企业对于独占性利润保护和禁令救济的诉求远比通信企业更为强烈。

因此,在生物技术和现代医药领域引入SEP模式,绝不能简单粗暴地照搬移动通信行业硬性、刚性的技术标准声明模式,而应当采取一种"准标准必要专利"或"核心基础平台技术专利池"的形式进行柔性制度调适。[36]可以由行业协会、前沿科学联盟或主要主权国家的公共卫生监管部门牵头,引导核心专利持有人组建开放式的生物底层工具技术专利池,并强制注入柔性改良版的FRAND许可承诺机制,在许可费率测算中充分考量临床试验周期的风险折现率。这不仅将极大地降低全球公共卫生产品和生物医药创新的研发准入门槛,更能有效避免单一跨国巨头对基础生命科学底层工具实施过度的专利布局与控制权集中。

(三)医药与生物技术跨界ADR机制的市场前景与机构前瞻布局

本文认为这一跨界融合的重塑趋势,正为全球顶级仲裁与调解机构带来前所未有的业务机遇与广阔的蓝海空间。与传统通信领域的"代码之争"不同,生物医药的特许权纠纷深度交织着复杂的分子生物学原理、跨国临床试验数据的合规审查以及公共卫生福利政策的博弈,其技术边界与经济测算均极具挑战。高度专业化的纠纷,若诉诸缺乏医学与生命科学背景的常规民事法庭,其局限性不仅体现在"技术查明"的体制性盲区上,更严峻的是,诉讼法所固有的"公开审判原则"极易导致新药尚未公开的敏感分子结构或核心试验数据彻底曝光,从而对创新药企造成毁灭性打击。

因此,生物医药产业对"高度保密、跨学科专家断案、跨境一揽子终审"的商事ADR机制,展现出了比通信行业更为迫切的刚性需求。全球商事仲裁机构可前瞻布局,探索创设专门的生物医药知识产权仲裁程序规则,组建跨学科的复合型专家名册,以积极回应这一新兴领域的纠纷解决需求。

七、跨国SEP争端面临的深层涉外法律与地缘政治难题

当前全球SEP跨国解纷与费率裁判的实践,早已超越了纯粹民事私法权利争议和单纯技术变现的商务逻辑,全面且深度地卷入了主权国家之间在司法管辖权、核心技术主权、地缘政治科技博弈以及国际私法秩序重塑层面的高强度对抗。在全球具体案件的推进过程中,两大深层制度性难题如同难以逾越的障碍,严重制约着跨境SEP纠纷的理性与法治化解决。

(一)长臂管辖的无序扩张、禁诉令连锁对抗与国际法礼让危机

第一大难题,便是长臂管辖(Long-arm Jurisdiction)在 SEP 领域的无序扩张,以及由此诱发的全球司法割裂与国际法礼让(International Comity)危机。如前所述,以英国等为代表的部分域外司法管辖区,在案件缺乏传统意义上属地或属人实质性连接点的情况下,主要基于涉案终端产品在本土存在一定市场份额等有限的管辖联系,或依据 FRAND 承诺具有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民商事契约属性,便单方面宣称对属于海外其他主权国家的专利费率拥有全盘、一揽子的全球裁判权。这种管辖权的越界扩张,直接导致了全球知识产权司法秩序的碎片化。当一国法院试图确立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管辖权时,另一国法院为维护本国司法管辖权及本土产业利益,往往会在国际私法框架下采取应对措施。这就引发了禁诉令(ASI)与反禁诉令(AASI)、反反禁诉令(AAASI)的连锁对抗。在此背景下,跨国高科技企业被迫面临严峻的国际合规困境——无论服从哪一国法院的司法命令,都可能在另一个主权国家面临藐视法庭的指控与巨额罚款。这种司法管辖权之间的冲突,严重损害了国际司法协助与多边法治互信。

(二)国家安全审查、数据主权与域外证据开示的合规冲突

第二大难题,是国家安全审查、核心数据主权与欧美域外"证据开示"程序之间存在的合规差异与协调挑战。在当前全球科技发展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国际背景下,SEP纠纷往往涉及各国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通信标准必要专利通常应用于5G/6G骨干网基础设施、低轨卫星互联网、核心路由器等关乎国家防务与安全的敏感领域。在海外诉讼或仲裁的实质审理中,对专利技术细节的深度拆解和演进路线的审视,可能涉及主权国家的核心技术机密。

同时,在英美法系法院较为广泛且严格的证据开示规则下,作为被许可方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往往面临外国法院要求提交其全球核心供应链分布图、底层核心源代码、详尽的财务内部利润构成,甚至包含国内大量用户隐私行为、地理基站精准布局流向等敏感数据的压力。这与中国《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反外国制裁法》等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规定存在潜在的适用冲突。[37]如何在满足国际民商事诉讼或仲裁中程序正当性要求和举证责任的同时,妥善兼顾本国数据出境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法律合规要求,成为了跨国企业和出庭律师面临的一道需要审慎处理的法律课题。

八、中国司法与仲裁实务的战略重构与因应之策

(一)完善全球费率司法裁定指引与精细化行为保全体系

面对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格局的深刻演变,中国作为兼具标准必要专利(SEP)权利人与实施者双重身份的重要参与者,司法机关应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为核心,持续深化在SEP领域的专业化、国际化审判机制建设。

首先,建议应当在系统总结OPPO诉诺基亚全球费率案等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快研究、起草并向国际社会公开发布《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费率司法裁定与计算指引》。通过公开、透明且可预期的方式,向国际社会阐明中国司法在计算全球费率时所秉持的"自上而下法"、市场整体公允价值剥离,以及充分考量本土市场购买力水平与技术实际转化差异的科学计算框架,从而提升中国司法判决在国际法治舞台上的制度说服力与影响力。

其次,针对备受国际关注的禁诉令适用问题,建议应当在我国《民事诉讼法》行为保全制度的框架下,建立一套精细化、科学严谨的"多要素礼让考量细则"。在决定是否颁发禁诉令时,需综合考量外国诉讼对中国本土并行诉讼的实质性干扰程度、对我国司法管辖权的影响、是否符合国内外公共利益、是否会导致我国当事人遭受难以弥补的供应链损害,以及是否符合国际礼让原则。在适用禁诉令时,做到既精准有力,又具备充分的国际私法理据支撑,避免因粗放或泛化适用而引发不必要的国际争议。[38]

(二)打造SEP国际商事仲裁与调解战略高地

中国应当充分依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深圳国际仲裁院(SCIA)、北京仲裁委员会(BAC)以及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SHIAC)等在国际上享有良好声誉的本土仲裁机构,整合资源,共同构建面向全球标准必要专利(SEP)争议的专业化仲裁与调解服务平台。[39]

第一,应当积极推动制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球标准必要专利商事仲裁特别程序规则》。在规则设计中,可创新性地引入"仲裁前行业专家调解前置程序",并创设"FRAND费率临时裁判与中期特许权使用费托管制度"。即允许仲裁庭在最终全球费率确定之前,依据初步证据,合理裁定被许可人定期向指定的中立保密账户存管临时技术使用费。这一机制旨在有效平衡双方利益,缓解许可方对于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可能被用作拖延工具的顾虑。

第二,应当稳步推进仲裁员与调解员名册的国际化与专业化建设。通过市场化机制,在全球范围内吸纳深谙国际无线通信技术标准(如3GPP协议体系)、精通英美契约法理论以及微观产业经济学的跨国科学家、前国际法官、法学教授与资深律师进入专业名册,从而切实提升中国ADR机制的国际认可度。

第三,全面深化中国本土仲裁机构与WIPO仲裁与调解中心、欧洲专利局(EPO)等国际多边组织的战略协作。通过提供高效、公正且专业的争议解决服务,逐步将中国建设成为全球SEP争议解决和FRAND费率确定的重要仲裁地(Seat of Arbitration)。

(三)筑牢涉外法治防御红线与四维复合型IP人才储备

在涉外法律合规与国家安全防御层面,我国司法审判机关与仲裁机构应当与国家数据安全、网络安全及反外国制裁等涉外法治法律体系保持紧密衔接。建议加快研究并出台专门的《涉外知识产权争议解决中数据跨境安全提供司法合规与脱敏审查指南》,在国际诉讼开示和跨境仲裁证据交换程序中,探索设立"境内数据安全中介审查隔离机制"。[40]凡是涉及我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国内用户隐私以及国家技术机密的敏感技术材料和供应链底册,在向外国法院或跨境仲裁庭正式提交之前,必须在我国境内通过专门设立的涉外法治安全脱敏审查,在确保不危害国家安全的前提下依法合规提交,切实维护国家核心安全。

同时,政府、高校和法律界应当将SEP争议解决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提升至重要战略高度。打破传统的学科壁垒,积极推进"前沿技术 + 国际法律 + 外语 + 微观经济计量"的跨学科联合培养模式,着力储备一批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熟练运用多边国际博弈规则的专业涉外法治人才队伍,为中国在国际知识产权博弈中提供持续的智力支持。

九、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全球SEP治理范式的转型与重构

(一)超越零和博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SEP全球治理

全球SEP治理中持续存在的跨国司法管辖权冲突、禁诉令博弈以及国际法礼让危机表明,若继续停留在纯粹零和博弈的思维框架内,全球数字化转型的法治秩序将难以摆脱内耗与分裂。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审视,SEP许可链条中各方主体的利益存在深度互嵌:许可方的技术专利是人类智力劳动的结晶,应当依法获得公允回报;而被许可方推动的产业规模化与技术普及化,则是将基础科学成果转化为社会福祉的必要通道。如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已经高度交织,过度倾斜或压榨任何一方,均会损害全球创新生态的整体效率与可持续发展。因此,SEP全球治理亟需一种超越单边主义、兼顾多方利益的包容性制度框架。

(二)权利平衡与范式转换:技术标准公有属性与专利私权的协调机制

基于前述利益互嵌的分析框架,全球SEP治理的底层范式有必要从"单边对抗、主权争夺"向"多边协同治理"转换。国际技术标准组织设立的初衷在于促进全球数字基础设施的无缝互联,其本质上具有显著的国际公共产品属性;而专利私权则具有天然的排他属性。两者的结合绝非为了让私权借助标准的公有外壳实现不受约束的垄断,亦非让公共属性抹杀私权的合理回报。合理的协调机制应当摒弃绝对化的长臂管辖扩张,倡导各国司法机关在国际法框架下实施"司法节制与国际礼让",积极支持和引导当事人诉诸去政治化的ADR路径,在合作博弈的架构下求解费率的最大公约数,从而建立起多边共赢的全球数字化法治创新生态。

(三)消解技术鸿沟:构建包容普惠的多边数字化法治新秩序

全球SEP治理范式的重塑,对消解全球南北"技术差距"、构建包容性多边数字化法治秩序具有实际价值。中国作为兼具全球最大技术许可人群体与最大被许可人制造集群双重身份的核心参与方,在介入全球治理事务的过程中,应当探索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制度路径,避免陷入单边司法垄断或长臂管辖的技术霸权困局。

中国应继续秉持多边主义与国际法治精神,通过完善公正透明的全球费率司法裁定范式,优化高效保密的国家级国际商事仲裁与调解公共服务,为全球高科技企业提供中立、安全且讲求商业信用的公共解纷平台。在此基础上,引导跨国技术红利以公允、合理的对价向全球垂直工业和发展中国家有序流动,以缓解单边主义带来的司法冲突,推动全球数字化创新成果的共享与普惠。这一制度取向既契合中国作为全球产业深度参与者的现实利益,也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知识产权法治体系中的规则影响力与制度话语权。

结论

本文全面梳理了全球标准必要专利(SEP)治理格局的演变脉络与核心争议。随着SEP的应用边界从移动通信向智能网联汽车、物联网及生物技术等领域深度延展,其早已超越技术许可范畴,演变成为牵动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安全、司法主权博弈与国际法治秩序重构的一个战略性议题。在此阶段,英国法院依托契约法解释确立全球费率裁判权、德国法院依托高效禁令救济维护权利人利益、中国法院则以"实质管辖突破"与"阶梯式费率框架"寻求利益平衡。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差异化路径,深刻折射出全球SEP治理中"保护创新激励"与"促进技术普及"之间的内在矛盾。

面对多国诉讼带来的管辖冲突、程序碎片化及禁诉令频发等问题,商事仲裁与调解(ADR)机制因其具备"一站式全球解纷"、高度保密性与专家治理等特点,正成为国际社会解决SEP争端的重要替代路径。无论是WIPO的调解承诺书、欧盟此前探索但已撤回的SEP立法草案,还是中国仲裁机构对ADR机制的实务探索,均表明ADR已从理论构想全面迈向实务前沿。

在此宏观背景下,中国企业在SEP领域正经历"双重身份"的深刻转型:既是全球5G声明专利族的主要贡献者,又是垂直应用产业的核心实施者。这一特殊地位为中国制定产业政策与开展司法审判提供了平衡各方利益的逻辑起点。中国的法治实践既不能简单照搬侧重强化权利人保护的司法路径,亦不宜过度倾向本土实施者,而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构建兼顾上下游利益、平衡投入与产出的包容性法治框架。

展望未来,中国应在以下方面持续发力:其一,完善全球费率司法裁定指引,建立具体的禁诉令适用细则;其二,打造国际级SEP商事仲裁与调解战略高地,推动制定《全球标准必要专利商事仲裁特别程序规则》;其三,筑牢涉外法治防御红线,建立数据跨境安全提供的脱敏审查机制;其四,大力储备"前沿技术+国际法律+外语+微观经济计量"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唯有如此,中国方能在全球SEP治理范式的转型与重构中,展现大国制度供给的胸怀,推动构建多边共赢、包容普惠的数字化法治新秩序。

注释(上下滑动查看)

[1] 作者单位: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

[2] Contreras Jorge, It's Anti-Suit Injunctions All the Way Down -- The Strange New Realities of International litigation Over Standards-Essential Patents, IP Litigator, 2020, Vol.26:4, pp.1-7.

[3] Liguo Zhang, A Balanced Approach to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 Dispu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stainability of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Queen Mary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2024, Vol.14:1, p.29.

[4] Lemley Mark A & Carl Shapiro, A Simple Approach to Setting Reasonable Royalties for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2013, Vol.28:2, pp.1136-1137.

[5] 仲春:《流媒体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困境与制度回应》,载《知识产权》2026年第3期,第52-53页。

[6] LexisNexis & IPlytics, Who Is Leading the 5G Patent Race 2026? (Report, Jan. 2026), https://www.lexisnexisip.com/5g-report-2026/, last visited Apr.21, 2026.

[7]Unwired Planet International Limited and another (Respondents) v. Huawei Technologies (UK) Co Ltd and another (Appellants), [2020] UKSC 37 [EB/OL], UK Supreme Court, https://www.supremecourt.uk/cases/uksc-2018-0214.html, last visited Apr.21, 2026.

[8]InterDigital Technology Corp & Ors v. Lenovo Group Ltd & Ors, [2024] EWCA Civ 743, Court of Appeal (Civil Division), 2024, https://www.bailii.org/ew/cases/EWCA/Civ/2024/743.html, last visited July 21, 2026.

[9] 可比许可协议法(Comparable Licenses Approach),指通过参照当事人或可比第三方既往达成的、许可情形相近的专利许可协议中的费率条款,推导本案FRAND费率的方法。英国法院在Unwired Planet v. Huawei案中即以该方法为主要测算路径。

[10] 自上而下法(Top-Down Approach),指先确定特定技术标准项下全部SEP的累积许可费率总负担,再按照专利权人所持SEP数量占该标准SEP总量的比例分配其应得费率的方法。美国TCL v. Ericsson案与我国OPPO v. Nokia全球费率案均采用了该方法或以其为校验。

[11] J.Gregory Sidak, The Meaning of FRAND, Part I: Royalties,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 Economics, 2013, Vol.9:4, pp.934-935.

[12] 祝建军:《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费率司法裁判问题研究》,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10期,第5页。

[13]Sisvel v. Haier, KZR 36/17, Federal Court of Justice of Germany, Judgment of May 5, 2020..

[14]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v. ZTE Corp. and ZTE Deutschland GmbH, C-170/13,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5, <https://curia.europa.eu/juris/document/document.jsf?docid=165623>, last visited Apr.21, 2026.

[15] 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辖终517号民事裁定书。

[16] 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终732、733、73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17]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渝01民初1232号民事判决书。

[18]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5G标准必要专利及标准提案研究报告(2026年)》, 2026年4月,第4页。

[19] 崔国斌:《标准必要专利权人选择许可环节的自由》,载《知识产权》2024年第7期,第66页。

[20] 参见沈伟:《标准必要专利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年。

[21] 孙益武:《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费率裁决的管辖权竞争------以DS632案为例》,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26年第10卷第3期,第128页。

[22]Acer Inc and another v. Nokia Technologies Oy & ASUSTek Computer Inc and another v. Nokia Technologies Oy, [2026] EWCA Civ 564, Court of Appeal (Civil Division), 2026, <https://www.bailii.org/ew/cases/EWCA/Civ/2026/564.html>, last visited July 21, 2026.

[23] 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and Amending Regulation (EU) 2017/1001: COM (2023) 232 final,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2023.

[24] Damien Geradin, FRAND Arbitration: The Determination of 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Rates for SEPs by Arbitral Tribunals,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16, Vol.28, p.4.

[25] Picht Peter Georg & Loderer Gaspare Tazio, Arbitration in SEP/FRAND Disputes: Overview and Core Issu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19, Vol.36:5, p.579.

[26] Barbara Lauriat, Pay No Attention to the Comparable Behind the Curtain: The Harms of Opacity in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 Licensing,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2023, Vol.38 Special Issue, pp.470-471.

[27] Barbara Lauriat, FRAND Arbitration Will Destroy FRAND, Michigan Technology Law Review, 2024, Vol.30:1, p.2.; UK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and Innovation: Summary of Responses to the Call for Views, London: UK IPO, 2022.

[28]Supra note 23.

[29] WIPO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Center, WIPO ADR for SEP/FRAND Disputes, https://www.wipo.int/amc/en/center/specific-sectors/ict/frand/, last visited July 21, 2026.

[30] Jorge L. Contreras, Global Rate-Setting: A Solution for Standard-Essential Patens?, Washington Law Review, 2019, Vol.94:2, pp.723-726.

[31] Jorge L. Contreras, The New Extraterritoriality: FRAND Royalties, Anti-Suit Injunctions and the Global Race to the Bottom in Disputes over Standards-Essential Patents, Boston University Journal of Science & Technology Law, 2019, Vol.25:2, pp.279-280.

[32]Supra note 19.

[33]Supra note 26.

[34] 事实标准化(De facto Standardization),指未经正式标准制定组织(SDO)的制定程序确认,但因市场广泛采用而形成事实锁定效应、成为行业通行基础的技术形态,与经SDO程序产生的法定标准化(De jure Standardization)相对。

[35] "专利丛林"(Patent Thicket)概念最早由Carl Shapiro提出,指特定技术领域内相互重叠、分散于众多权利人之手的密集专利网络,实施者须逐一取得多重许可方能实现商业化。Carl Shapiro, Navigating the Patent Thicket: Cross Licenses, Patent Pools, and Standard Setting, in Adam B. Jaffe et al. eds., Innovation Policy and the Economy, Vol. 1, MIT Press, 2001, pp. 119-150.

[36] Birgit Verbeure, Esther van Zimmeren, Gert Matthijs & Geertrui Van Overwalle, Patent Pools and Diagnostic Testing, Trends in Biotechnology, 2006, Vol.24:3, pp.117-118.

[37] 李贤森:《民事域外取证与数据出境监管的冲突及应对》,载《比较法研究》2025年第1期,第204页。

[38] 宋建立:《我国标准必要专利诉讼中禁诉令制度的构建》,载《中国法律评论》2023年第1期,第225-226页。

[39] 《关于加强知识产权纠纷仲裁工作的指导意见》,司发通〔2025〕71号,司法部、国家知识产权局2025年12月15日发布。

[40] 《数据安全法》第36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8条、第41条、《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第4条、《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第7条。

来源 | 《商事仲裁与调解》  封面来源 | AI生成  排版 | 布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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