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琼瑶诉于正案”的感想：不仅仅是个案的正义获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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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袁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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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琼瑶诉于正“案作出二审判决：驳回被告上诉，维持原判。即认定《宫锁连城》侵犯《梅花烙》的改编权和摄制权，判令五被告停止侵权，赔偿原告500万元。至此，万众瞩目的“琼于大战”尘埃落定。

据报道，二审宣判后，原告律师在微博发文称，“知识产权胜利了！原创精神胜利了”；而琼瑶女士也回应称“正义胜利了”，此次判决，是“历史性、标竿性”的。

笔者认为，从版权角度看，本案不仅仅实践了个案的正义，更重要的在于，一二审通过详尽的举例和说理进一步明确了关于文学类作品侵权比对的两个重要规则。

第一，文学作品中思想与表达的划分较为复杂，需要分层分析。文学作品的表达既不能仅仅局限为对白台词、修辞造句，也不能将文学作品中的主题、题材、普通人物关系认定为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

具体而言，文学作品的要素包括作品主题、主线情节、人物角色、展开情节、具体场景、文字描述、人物对话等。这些要素由抽象向具体渐变，形成一个以思想为核心以表达为包裹逐层向外辐射的作品体系。

所谓作品主题，是指一部作品表达的的中心思想或者宏观命题，例如，西方名著《基督山伯爵》的主题是“复仇”，而类似的文学母题在世界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例如我国的《赵氏孤儿》、英国的《王子复仇记》、日本的《四十七武士》等，显然，作为抽象的主题思想，作品主题不可能被某个作者所垄断，因此被公认属于公有领域的思想范畴。

主线情节，是在作品主题之下的第一层展开。例如，《基督山伯爵》为了使“复仇”这一主题具体化，创作了“主人公蒙冤入狱，后来设法越狱并报仇雪恨”的主线情节。显然，主线情节虽然是作品主题的具象，但是仍然属于较为抽象的范畴，因为仅凭“主人公蒙冤入狱，后来设法越狱并报仇雪恨”这一情节，人们会联想到很多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均有类似的情节，例如风行一时的美剧《越狱》以及经典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等。显然，主线情节也无法纳入作品表达的范畴，因为这种诸如“蒙冤入狱后出狱雪恨”、“有情人历经磨难终成眷属”、“坏蛋作恶多端终有恶报”、“普通人勤奋刻苦终获成功”的主线情节，都属于作品宏大主题（复仇、爱情、善恶、奋斗）下的第一层子命题，不但为人们所熟知，也是中外作者自由创作的通用要素，因而将其归入作品的思想范畴也显得顺理成章。

人物角色，是指作品所塑造的人物性格、心理特征、人物语言等复杂的综合形象体。对于人物角色的判断，需要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人物角色可以分为真实存在的人物和虚拟的文学形象。对于真实存在的人物，由于其事迹属于事实范畴，因此对基本事迹的描述属于著作权法上的“唯一性表达”，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不属于作品的表达范畴，只有作者基于对人物性格的把握演绎的独创性细节才可以构成表达；对于虚拟的文学形象，则由于作者对该形象的创造常常是基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典型或者是若干典型人物性格的糅合所完成，因而其形象包含了典型的人物角色塑造和作者独创的部分。例如，一提到吝啬鬼形象，人们马上会想到《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守财奴》中的葛朗台，《儒林外史》中伸着两个手指头不肯瞑目的严监生。而文学作者在创造这一形象时，常常会参考这些形象，因而具体到某一吝啬鬼塑造时会吸纳公有领域的典型形象的某种特征成分，因此，对于此种情形，应将这种人物形象中的典型特征成分排除出作品的表达范畴。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美国法院在Nichols v. Universal Pictures Corp.一案中首次提出，人物角色被开发的程度越低，其受到版权的保护越小。

展开情节，是指在主线情节下的第二层展开，即作者为了进一步贯彻作品主题，使主线情节更加具体、生动而塑造的具体情节。例如，《西游记》的主题是“取经”，主线情节是“师徒四人经历千辛万苦降服各种妖怪后取得真经”，而具体情节展开就是诸如“偷吃人参果”、“三打白骨精”、“大闹盘丝洞”等等。一般认为，展开情节由于是对主线情节的展开，具有很大的创作自由度，因此除非是公认的桥段（例如武侠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人公失足掉下悬崖非但会大难不死，反而会有奇遇或艳遇），一般在司法实践中将其视作作品的表达范畴。

具体场景、人物对话、文字描述，就是构成展开情节的基本要素，属于作品的底层表达要素。由于具体场景已经具体到明确的时间、地点、时间、因果关系、人物、背景设置，而人物对话、文字描述更是体现作者独创性的重要方面，因此，当作品比对进行到这一层面时，作品是否构成侵权就变成了相对简单的技术问题，法官只需要进行字面比对和相似度评估就可以得出答案。这一层次的作品侵权，在美国版权法上被称为“字面相似”（literal similarity），即抄袭作者实际使用的语言，这种情形表现直观，易于判断，法院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抄袭的数量及其在作品中所占的分量。

综合以上对作品各个构成元素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一部作品而言，作品主题、主线情节、人物角色中的典型特征属于作品的思想，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换言之，作品是否被侵犯改编权，需要从展开情节、具体场景、人物对话、文字描述等方面去寻找答案。在本案中，琼瑶所主张的剧本21个情节（小说主张17个情节），正属于主线情节下的第二层展开的展开情节，在具备独创性的前提下（法院判定为9个），正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与其他的具体场景、人物对话、文字描述等，共同构成原告作品中受到著作权保护的核心部分。

第二，对于作品中人物关系和人物设置，应对人物与情节的相互结合互动形成的表达进行比对。文学作品中，情节的前后衔接、逻辑顺序将全部情节紧密贯穿为完整的个性化表达，这种足够具体的人物设置、情节结构、内在逻辑关系的有机结合体同样可以成为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如果被诉侵权作品中包含足够具体的表达，且这种紧密贯穿的情节设置在被诉侵权作品中达到一定数量、比例，可以认定为构成实质性相似；或者被诉侵权作品中包含的紧密贯穿的情节设置已经占到了权利作品足够的比例，即使其在被诉侵权作品中所占比例不大，也足以使受众感知到来源于特定作品时，可以认定为构成实质性相似。

必须指出，主题相近的作品创作确会导致个别或者局部情节相似，这是文学创作中的正常现象，但是，如果一部作品在情节展开后，无论是在于人物角色的结合上，还是在故事发展的先后顺序上，都与另一部作品一一对应，互相呼应，形成了如影随形的相似关系，就无法撇清抄袭他人作品的嫌疑，因为从数学概率上，这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即使侵权人对于抄袭的情节能够一一找到表面上合法或者合理的来源或者出处（例如公知的情节或者桥段），但只要诸多情节的前后连接、组合以及与人物关系均保持一致，就无法摆脱侵权指控。例如，在本案中，正如原告方所指出的那样，被告可以用《红楼梦》中宝黛钗的关系来抗辩双方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与公主关系的独创性，但是，宝黛之间的关系继续发展却不是偷龙转凤；被告可以用《西游记》中唐僧幼年被置于木盆放入江流被老和尚捡走的故事来抗辩“女婴被拾、收为女儿”情节的独创性，但是，唐僧日后却没有下嫁给某位王公贵族子嗣为妾；被告可以用《水浒传》中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救卖唱女的故事来抗辩涉案两剧的“英雄救美”桥段，但是，鲁智深日后并没有与被救下的卖唱女之间发生凄婉动人的爱情。正如一审判决所指出的那样，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设置及人物关系，如果仅仅是“父子关系”、“兄弟关系”、“情侣关系”等，应属于思想范畴；如果就上述人物关系结合故事情节加以具体化：“父亲是王爷而儿子是贝勒但两人并非真父子”，“哥哥是偷换来的贝勒而弟弟是侧福晋的儿子”，“情侣双方是因偷换孩子导致身份颠倒的两个特定人物”，则相对于前述人物关系设置而言，这样的具体设计则更倾向于表达；如果再将特定事件安插在存在特定关系的人物之间，则无疑又是对人物设置及人物关系的更为具体化设计。如果人物身份、人物之间的关系、人物与特定情节的具体对应等设置已经达到足够细致具体的层面，那么人物设置及人物关系就将形成具体的表达。

在本案中，原告指控被告侵权的21个情节及其创编串联构成了原告作品《梅花烙》的主要及整体故事表达，被告仅仅是角色身份做了重新变换，而人物关系以及情节互动给人一种强烈的“复制”之感，当情节的相似已经到了连多处细节都相仿或者简单代换时，是否构成相似的答案已经呼之跃出。因此，类似这种情形，可以认为，已经对作品的主要部分的独创性表达构成了明显侵害。正如原告所主张的那样，除了故事结局不同之外，原告几乎可以从被告的《宫锁连城》中剪辑出一套《梅花烙》出来，“如果说《宫锁连城》是一缸水的话，那么《梅花烙》就仿佛是一桶水，被于正整个倒了进去”。

因此，剧本《宫锁连城》虽然在故事线索上更为复杂，但是琼瑶主张的上述情节的前后衔接、逻辑顺序均可映射在剧本《宫锁连城》的情节推演中，即使存在部分情节的细微差别，但是并不影响剧本《宫锁连城》与涉案作品在情节内在逻辑推演上的一致性。琼瑶主张的上述情节，如果以剧本《宫锁连城》中的所有情节来计算，所占比例不高，但是其包含的情节设置已经占到了涉案作品的足够充分的比例，以致于受众足以感知到来源于涉案作品，且上述情节是《梅花烙》的绝大部分内容，因此，二者在整体上仍然构成实质性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