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长相思》，两道必答题

如果把这起《长相思》案件只看成“腾讯 vs 快手”的一场版权官司，那就小看它了。

真正值得行业“聚焦”的，不只是“谁赢、赢多少”，而是两个必答题：

第一，平台侵权责任的边界，到底画在哪里？

第二，平台版权案件里的赔偿数额，到底应该怎么计算？

这两道题之所以是“必答题”，不是因为《长相思》特殊，而是因为它提前暴露了平台版权纠纷下一阶段的规则焦点——责任边界更精细，判赔计算更方法化。

这两个问题，绝不是简单的一案一赔，而是接下来一整类案件的谈判逻辑、诉讼策略、合规成本，甚至平台内容生态的治理方式。

这也是为什么， 这起案件的判决值得被当成一篇“产业规则文章”来看，而不只是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本身。

先看结果：这不是简单的“维持原判”

但到了二审，重庆高院并不是简单维持，而是作出部分改判：

维持一审第三项（驳回快手反诉）；

撤销一审第一、二项；

增加“立即停止涉案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判项， 并明确提出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过滤、拦截等措施；

这意味着什么？

不是一句“赔偿翻倍”这么简单。真正重要的是：

二审在责任承担方式与判赔计算上释放了更明确的裁判信号。

这起案件“最值钱”的地方，在于它把“平台边界”拆成了两层

很多人讨论平台版权责任，容易把所有责任“包裹”成一句话：

“平台到底算不算侵权？”

但这起案件其实在法律结构上拆得很清楚——

第一层：平台是不是直接侵权、共同侵权？

二审对腾讯关于直播场景下“快手构成直接侵权”的上诉理由，并未支持。法院明确提到，直播属于中立技术服务，平台与主播之间的分成属于平台提供直播服务收取的费用，不能据此当然推定存在共同侵权意思联络。

这句话对平台方很关键。

因为它不是在说“平台没责任”，而是在说：

没有直接责任，但依然要承担间接责任。

第二层：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何时要为“扩大损害”承担责任？

另一方面，法院又强调，在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应当知道平台内存在海量侵权行为、而未采取必要措施时，应承担相应责任；并且把“删除、屏蔽、断链等必要措施”理解为停止侵害责任在平台责任中的具体化。

这对版权方同样关键。

因为它释放的是另一种信号：

平台不一定被认定为“前端创作者”，但也不能长期停留在“被动通道”的叙事里。

说白了，这案子最值得谈的，不是“平台有没有责任”，而是：

这就是“边界问题”的核心。

第二个更大的问题是，判赔金额正在从“口水战”进入“数据战”。

这起案件里，双方在赔偿问题上的争论，几乎把今天平台版权案件最难的地方都摆出来了：

用什么口径计算损失/获益？

播放量能不能作为计算基础？

平台数据不完整、权利人取证有限时，法院如何推定？

通知—删除”的处置时效如何影响赔偿范围？

惩罚性赔偿什么时候适用，什么时候不适用？

一审已经展示了非常强的“计算意识”，甚至细到对播放次数折算、时长、比例口径进行处理。比如，一审在部分计算中对播放次数按 50%折算，并据此形成赔偿测算路径。

这也是为什么这类案件越来越不像传统意义上的“法条题”，而更像一场：

证据工程 + 数据工程 + 责任工程的综合博弈。

谁能把“侵权范围、平台获益、损害扩大、治理能力、处置时效”讲成一套可验证、可复用、可被法官采纳的方法，谁就更可能在下一批案件里占据主动。

我觉得，现在最有价值的，是把问题提纯。

对版权方来说，真正关心的是：

热播内容的保护速度怎么提升？

平台责任怎么在个案中“穿透”到治理义务？

判赔怎么从“象征性”走向“有威慑”？

对平台方来说，真正关心的是：

平台责任边界怎么避免被无限上纲？

中立技术服务与具体侵权内容之间如何切割？

什么样的治理投入、处置机制、证据留存，能在诉讼里形成防线？

摊看来看，双方公开说法会很不一样，

但他们需要的其实是同一种东西，

一套能够被行业理解、被法院讨论、被业务团队执行的“责任边界与赔偿计算”分析框架。

可以确定的是，这类案件往后只会越来越多，而且金额越来越高、争议越来越细、外溢影响越来越大。

在这起案件在二审里，有意思的看点在于， 一方面没有完全采纳权利人对平台责任性质的全部主张（例如对直播场景下直接侵权的认定路径），另一方面又在停止侵害与赔偿金额上明显强化了平台端的责任承担。

这恰恰说明：

中国平台版权案件正在进入一个“边界更精细、责任更实质、判赔更方法化”的阶段。

这是整个行业都必须重新适应的规则变化。

我们接下来会继续做这类议题的讨论，但最值得做的不是“谁赢谁输”的复述，而是把这两道题做成行业都能拿来谈判、治理、诉讼的“通用语言”。

因为真正有价值的合作，从来不是情绪共鸣，而是你能不能把复杂问题讲成双方都愿意坐下来谈的规则。

附判决，扫下方二维码查阅

（2023）渝01民初972号

（2025）渝民终 6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