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并购背后，AI 技术正在被重新“定性”——从商务部回应 Meta 收购 Manus 说起
作者 | 孟维周
1月8日，商务部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 Meta 收购人工智能平台Manus 的审查问题，明确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对该项收购与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对外投资、数据出境等法律法规的一致性开展评估调查。表态不长，但信号极其清晰：AI 平台，已经不再只是资本意义上的并购标的，而是被当作“技术能力集合”来审视。
如果站在Meta 的客户与交易对手视角，会被问哪些问题？
以Meta–Manus 这类 AI 平台并购为例，在实际交易推进中，监管关注点往往会被拆解成一系列高度具体的问题：
·Manus 的核心模型，是否在中国境内完成训练？
·训练所使用的数据，是否包含中国用户行为、行业数据或敏感场景数据？
·并购完成后，模型参数是否会被统一纳入Meta 的全球模型体系？
·后续模型迭代、微调、部署的决策权，是否发生实质性转移？
·中国团队是否仍保有对核心算法、工程路径的独立控制权？
这些问题，并非传统并购尽调中“顺带一问”的事项，而是直接决定交易是否需要被纳入技术出口、数据出境审查框架的关键节点。也正是在这些层面上，AI 平台与传统技术公司的并购，开始呈现出本质差异。
在此次回应中，“一致性评估调查”这一表述，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从制度工具上看，商务部及相关部门可动用的，并不仅限于某一部单行法，而是一整套协同机制，包括但不限于：
·《出口管制法》
——用于评估 AI 模型、算法及相关技术能力，是否构成受管制技术出口；
·《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
——判断并购完成后，是否形成事实上的技术输出或许可安排；
·《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
——审查训练数据、运行数据、用户数据是否涉及跨境传输与合规义务；
·《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
——在涉及关键技术、重要平台或数据资源时，评估是否触及国家安全层面的审查；
·以及与之配套的对外投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制度。
“并购”在这里只是触发点，真正被审视的，是控制权变化后，技术与数据是否会发生不可逆的迁移。
为什么AI 平台，成为制度审视的重点对象？
因为在AI 领域，技术的价值早已不止于某一项专利或著作权。真正决定竞争力的，往往是：
·训练数据的规模与结构
·模型参数与持续优化能力
·算法体系与平台级技术组织方式
这些能力，一旦随着控制权发生变化，很难被拆解、回收或单独限制。也正因此，单靠传统知识产权法，已经无法完整覆盖AI 技术跨境流动所带来的风险。
单从知识产权视角看，这是一次必然的制度升级。如果放到中国知识产权与创新制度的演进脉络中，这一步并不突然。
过去十余年，可以清晰看到三次转向：
·第一阶段：鼓励创新、重在数量——解决“有没有”；
·第二阶段：强调质量、审查收紧——解决“稳不稳”；
·第三阶段（正在发生）：关注流动与控制——解决“能不能出去、怎么出去”。
AI 平台，正是第三阶段中最具代表性的对象。所以，监管不是“收紧”，而是在重写规则。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并未关上国际技术合作的大门。“支持依法依规开展互利共赢的跨国经营”，仍然是非常明确的政策基调。真正发生变化的，是企业需要面对的现实：
·AI 并购与合作的合规成本正在前移；
·技术、数据、模型能力，开始被视为具有制度属性；
·知识产权，已不再是唯一的“守门人”。
不再只看“成果归属”，而开始审视，能力是否被整体带走。这或许正是中国知识产权与创新制度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知产力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