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案件中，如何实现让败诉的原告承担合理开支？
作者 | 王宁 南京知识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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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诉讼费之外，律师费是否也该由败诉方承担，一直是法律实务界中颇受关注的问题。目前在知识产权领域已有相关规定，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都规定了人民法院根据权利人的请求以及具体案情，可以将权利人因调查、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计算在赔偿数额范围之内，这部分合理费用就包含了律师费。
宋晓明《在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2016年7月8日）也指出“对于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与代理服务质量相称的合理律师费，亦应予以支持”。
但是在实务中，一般都是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时，将要求对方支付合理费用作为诉请之一。假如被告被确认侵权，那么由被告方承担包含律师费在内的合理费用。今天我想研究的是假如原告被全部驳回请求，那么作为胜诉方的被告如何能让原告来承担合理费用。
笔者使用阿尔法进行案例检索，全文包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二条，一审结果为全部驳回原告请求，发现的8起诉讼案例中，法院都仅仅是让原告承担了诉讼费，并没有让其承担其余合理费用。似乎此路不通。
但是，我们还可以尝试其他救济途径。
第一是另案以恶意诉讼损害赔偿为由起诉。根据2016年9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法发（2016）21号），对恶意诉讼行为，法院可以判决由败诉方承担对方律师费用。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规制恶意诉讼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由规定》中包括“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赔偿纠纷”。判断知识产权恶意侵权诉讼的关键点，在于识别侵权行为人是否具有“恶意”。极端的情况是：如果行为人提起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的目的，完全不在于救济其合法权利被损害的目的，而目的主要在于损害竞争对手。
笔者检索了相关案例，将上述“恶意诉讼”归纳为如下几个类型。即被控侵权行为人在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通过如下手段针对他人提起知识产权侵权诉讼或采取保全措施：
将现有技术申请为实用新型；
将现有设计申请为外观设计；
将他人在先权利申请为外观设计；
利用明知失效的专利权提起诉讼；
违反禁止反悔原则，利用放弃的专利权利要求提起诉讼；
在缺乏事实和法律基础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申请了财产保全；
在缺乏事实和法律基础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申请了证据保全；
在缺乏事实和法律基础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申请了行为保全。
更需指出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恶意提起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如果被认定为捏造知识产权侵权关系或者不正当竞争关系的，还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第二是直接提起反诉，与本诉合并审理。《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3）中《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2270号驳回再审申请裁定书》提及：“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与本诉在具体事实和法律关系方面具有同一性并非反诉的必要条件；基于产生原因上的联系而提起的具有明显针对性、对抗性和关联性的诉讼，因其与本诉具有牵连关系，可以作为反诉处理。” 也就是说与本诉具有牵连关系的对抗性诉讼可以作为反诉受理。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比如（2018）粤0105民初102号判决中，双方因特许经营合同纠纷诉至法院，其中被告就提起了反诉，要求原告承担律师费100000元。
第三是在诉讼中由被告直接提出主张。看起来这一规定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但实际上却有运用的先例，在（2016）粤0307民初6577号深圳市北恩汇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与李米清劳动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中，就牵涉到这一问题。该案件中，原告的诉讼请求4是不支付被告律师费3703元，被告没有提起反诉，只是主张原告支付律师费5000元。法院在审理中依据《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条例》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劳动争议诉讼案件，劳动者胜诉的，劳动者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用可以由用人单位承担，但最高不超过五千元，超过五千元的部分，由劳动者承担。”最终按比例判决原告向被告支付律师费4656.83元。由此可见法院审理过程中，可以接受被告的主张，超出原告请求范围之外进行裁判。
因此，我认为在实践中胜诉的被告也可以以直接提出主张的方式，来主张原告承担己方律师费等合理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