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C运行三年：欧洲专利诉讼为何仍然绕不开德国？

统一专利法院（UPC）设立之初，一个核心就是，欧洲专利诉讼终于可以摆脱过去分散在各国法院的割裂格局，形成一套更统一、更集中、更具跨境效力的司法体系。

但运行近三年后，数据呈现出一个更现实的答案。UPC确实改变了欧洲专利诉讼的制度外壳，却并没有真正削弱德国在欧洲专利诉讼中的中心地位。

根据UPC截至2026年4月30日的统计，2026年前四个月，UPC一审法院共受理170件案件。其中，慕尼黑地方分庭40件，杜塞尔多夫地方分庭32件，曼海姆地方分庭27件，汉堡地方分庭13件。也就是说，仅这四个德国地方分庭，就合计承接了112件案件，占UPC一审案件总量的约65.9%。

这组数据说明，UPC不是让欧洲专利诉讼“去德国化”，而是在相当程度上，把德国既有的专利诉讼优势，放进了一个新的统一法院体系之中。

一、UPC不是削弱德国，而是把德国经验制度化

在UPC之前，德国长期就是欧洲专利诉讼最重要的战场之一。

原因并不复杂。德国拥有成熟的专利审判体系，专利案件数量长期较高，法官经验充足，审理节奏相对稳定，禁令救济传统鲜明。对很多跨国权利人而言，如果要在欧洲选择一个对市场压力最大、诉讼效果最直接的法域，德国往往是绕不开的选择。

UPC设立之后，理论上案件可以进入更多成员国分庭，欧洲专利诉讼也拥有了更统一的程序平台。但从目前数据看，案件并没有平均流向各国。

2026年前四个月，UPC一审案件中，慕尼黑地方分庭以40件居首，占比23.53%；杜塞尔多夫32件，占比18.82%；曼海姆27件，占比15.88%；海牙21件，占比12.35%；汉堡13件，占比7.65%。德国分庭不仅仍然活跃，而且在UPC内部形成了明显的案件集聚效应。

这意味着，UPC的统一化，并没有简单消除原有欧洲专利诉讼版图中的强弱差异。相反，它把原来德国专利诉讼体系中的经验、资源和市场认知，转化成了UPC体系内的竞争优势。

过去，企业是在德国法院打欧洲专利战；现在，企业是在UPC框架下，继续围绕德国分庭组织欧洲专利战。

区别只是战场的法律外壳变了，诉讼重心并没有根本改变。

二、为什么权利人仍然偏爱德国分庭

权利人偏爱德国分庭，并不只是路径依赖，而是多重诉讼利益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禁令传统。

德国专利诉讼长期以禁令救济的确定性和威慑力著称。在专利侵权案件中，禁令往往比损害赔偿更能影响商业谈判。尤其是在通信、电子、智能终端、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高度依赖欧洲市场的行业，一旦产品在德国或欧洲核心市场面临禁令风险，企业的谈判压力会迅速放大。

UPC虽然建立了统一规则，但当案件进入德国地方分庭，权利人自然会期待这种传统优势在新体系中得到延续。

其次是审理效率与法官经验。

专利诉讼不是普通民事纠纷。它需要法官同时理解技术事实、权利要求解释、侵权比对、有效性抗辩、程序管理和商业后果。德国法院长期处理大量专利案件，积累了稳定的审判经验，也形成了律师、专利代理人、技术专家高度配合的诉讼生态。

对于跨国权利人而言，选择一个经验成熟的分庭，意味着诉讼节奏、程序节点、案件管理和裁判预期更容易判断。尤其是在UPC运行早期，规则仍在不断通过案件被解释和塑造，经验本身就是一种重要资源。

第三是产业与代理资源集中。

德国不仅是欧洲制造业核心市场，也是专利诉讼服务资源高度集中的地区。大量欧洲专利律师、诉讼律师、技术专家、翻译团队和产业顾问围绕德国专利诉讼形成长期协作网络。对于需要快速启动诉讼、组织证据、协调多国市场压力的权利人来说，德国分庭周边的专业服务生态更成熟，也更容易形成一体化诉讼方案。

第四是可预期性。

跨国权利人最看重的，往往不是某个法院一定会支持自己，而是能不能预判风险、成本和结果。德国分庭之所以有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延续了德国专利诉讼长期积累的制度声誉。

在新的UPC体系中，可预期性尤其重要。因为UPC的裁判具有跨成员国影响，一旦选择成功，诉讼效果可能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而会被放大到更大的欧洲市场。对权利人而言，这种“德国经验+UPC效力”的组合，正是其偏好德国分庭的重要原因。

所以，德国分庭的优势，不只是德国法院过去强，而是它在UPC体系内仍然更容易被全球权利人理解、信任和使用。

三、对中国企业的启示

对中国企业而言，UPC数据释放出的第一个信号是，欧洲专利风险不能只看“欧盟市场”，而要看“德国诉讼坐标”。

很多企业理解欧洲市场，习惯从销售区域、渠道国家、客户分布、物流仓储等商业维度出发。但专利诉讼的风险坐标并不完全等同于销售坐标。一个企业即便在欧洲多国销售，只要德国市场、德国展会、德国客户、德国仓储或德国渠道构成关键节点，就可能成为权利人发动UPC诉讼时重点考虑的对象。

尤其是在UPC体系下，德国分庭不再只是德国诉讼的入口，而可能成为影响多个UPC成员国市场的诉讼入口。对中国企业来说，这意味着欧洲专利风险评估不能再停留在“有没有进入欧盟”这一层，而要进一步判断，有没有落入德国分庭容易承接的诉讼场景。

第二，中国企业要提前做德国/UPC双轨风险评估。

UPC并没有完全替代传统欧洲专利诉讼，各国法院体系仍然存在，传统欧洲专利、统一专利、UPC管辖、退出机制、成员国覆盖范围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使欧洲专利诉讼变得更加复杂。

因此，中国企业出海欧洲时，不能只问一个问题，产品在欧洲有没有侵权风险？更应当问三个问题：

产品在德国市场有没有高风险专利？

相关专利是否可能进入UPC诉讼？

一旦在德国分庭被起诉，企业有没有快速应对侵权、无效、证据和禁令风险的能力？

这套评估要前置到产品上市、展会发布、渠道铺设和客户交付之前，而不是等到收到律师函或起诉材料之后再补救。

第三，欧洲专利布局、无效准备和证据保存要前置。

UPC数据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2026年前四个月，UPC一审侵权诉讼为65件，但撤销反诉达到81件。这说明在UPC体系下，专利侵权战往往会同步变成专利有效性之战。权利人起诉，被告反击无效，已经成为常态。

这对中国企业有两层含义。

如果中国企业是潜在被告，就不能只准备不侵权抗辩，还要提前储备无效证据、现有技术、产品研发资料和技术演进证据。否则，一旦进入UPC程序，短时间内很难完成高质量防御。

如果中国企业是潜在权利人，也不能简单认为拿到欧洲专利就可以直接维权。在UPC体系下，专利一旦被用于诉讼，很可能立即遭遇撤销反诉。专利文本的稳定性、权利要求布局、说明书支持程度、与现有技术的距离，都会成为诉讼成败的基础。

换句话说，UPC提高的不只是维权效率，也提高了专利质量门槛。

UPC的出现，确实重塑了欧洲专利诉讼的制度结构。它让专利权人有机会通过一个法院体系获得更广泛的市场影响，也让被告必须面对更加集中的跨境诉讼压力。

但从运行近三年的数据看，欧洲专利诉讼并没有因为“统一”而变得平均。德国仍然是案件最集中的地方，德国分庭仍然是权利人最重要的选择之一，德国经验仍然深度影响UPC的实际运行。

这对中国企业的提醒非常明确，UPC改变的是欧洲专利诉讼的制度外壳，但短期内没有改变它的权力重心。

欧洲专利战，仍然要先读懂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