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同仁堂之争：市场如大海广阔，容得下两条河流
作者 | 秦玄衣
永定河与海河，源头各异、共汇渤海，北京、天津在地图上不过一百公里出头，但两地的差异仿佛远大于此，就像豆汁与煎饼果子，北京国安与天津泰达，以及，北京同仁堂与天津同仁堂。
两家同仁堂起纠纷，至近期北京同仁堂提起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之诉达到顶点，在天津同仁堂IPO的重要关头，选择半渡而击的策略，可见其执念之深。
相比人尽皆知的北京同仁堂，相信更多人会好奇天津同仁堂的来历，这家头顶同仁堂老字号的“生面孔”，是凭空产生，还是向来低调？
要理清两家同仁堂的纠纷，关键还在于搞清两家的渊源。笔者从相关历史档案、文献等公开资料中，依稀可以看到一部上至清代，下迄本世纪的京津医药史。
01
卧榻之侧亦酣睡，两家同仁堂的平行与交叉
张家之于天津同仁堂，如乐家之于北京同仁堂，追溯两家老字号的起源，也是追溯两个家族的源头。
乐家初祖乐良才，是一位旅京的北漂，其是浙江宁波人氏，以行医卖药为生，自此扎根北京，后代乐显扬创立同仁堂，时间已来到了清代康熙年间，是为三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的起源。
张家的历史可追溯到初祖，一位明朝将军，应崇祯帝勤王之令，从安徽赶来，不想还未到京崇祯帝就已自缢于煤山，于是停步扎根，落脚在天津，凭借识文断字的家学，张家后人也开始行医，望闻问切。
雍正元年，乐家的同仁堂开始供奉皇宫御药，荣宠无以复加，此时的张家仍在民间行医治病。
从康乾到道光，跨度长达一百多年，张家药铺变成了张家老药铺，起色不大，北京同仁堂站在高位，因为天灾人祸等因素日渐衰落。
直到乐家的乐平泉和张家的张益堂两个人的出现，使北京同仁堂和天津同仁堂两家生意都开创了新局面。
乐平泉被乐家后人称为“老祖”、“印川公”，是北京同仁堂的中兴之人，刚接手北京同仁堂时，乐家对北京同仁堂的影响力名存实亡，仅仅是能从药铺日提五钱银子的股东之一，对经营管理毫无干涉权，面对这一局面，乐平泉利用祖传秘方制作各种成药，另开一家“广仁堂”，与同仁堂竞争，经过十余年竞争，外姓支配的北京同仁堂败下阵来，股权也被乐平泉赎回，乐家重掌北京同仁堂。这段历史与《大宅门》中，二奶奶白文氏主持夺回百草厅类似，导演郭宝昌作为乐氏族人，应是以这段历史为蓝本改编。
（《大宅门》电视剧剧照）
话说，在明清时期，天津已经是京师门户和水运交通枢纽，南运河畔的针市街，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南北物资交流的中心。张家经营的同仁堂药铺就位于针市街，把药品销售到全国，通过口岸销往世界各地，自然很是便利。
张益堂接手掌管张家生意后，将同仁堂药铺从针市街西头迁址到中段，自制成药、研制药酒，在店面自销，还签约合作代理，把自制产品销往大江南北。
此时，乐平泉正值盛年，一生强硬主张不开分号的他，眼皮底下涌现出一个崭新的同仁堂，却未绞杀，其间渊源，令人遐想无限。
02
此消彼长 天津卫的再度重逢
晚清民国的天津，是北方的经济中心，与上海并驾齐驱，尤其在出口贸易方面，优越性远在北京之上。
这时的天津同仁堂，秉持着质量诚信观和匠心理念，逐步增加了多种自行研发的优势药品，声势渐起。
同治年间，左宗棠收复新疆，有一位来自天津杨柳青的商人安文忠加入募民殖边的行列，他挑着一把货郎担，在乱世艰苦创业，最终成为新疆巨商。
（图源：孔夫子旧书网，安文忠“赶大营”连环画）
他行销的货物中，就有着来自天津同仁堂的药品，尤其到后期，他儿子、侄子在迪化（乌鲁木齐）经营的药店中，写着津同仁堂字样的成药大规模畅销。
安文忠本人晚年回津后，在胜利桥（现北安桥）附近买下一所房子，与天津同仁堂张家相互交往，渊源颇深。
到了民国年间，天津同仁堂发展到高峰，时人有“用煤用成兴顺的，用药用同仁堂的”之语，当时盛行天津的《天津地理买卖杂记》也提到“大药铺，同仁堂，裕甡天元万全堂，瑞林祥，瑞蚨祥，绫罗洋布绸缎庄”，两个同仁堂都是指天津同仁堂。
上世纪初，天津同仁堂药酒等产品远销海外，比如台湾地区的莊松荣制药厂，就曾是天津同仁堂的经销商，在美国旧金山，东亚贸易公司成为其最大的经销商，最畅销的商品当属天津同仁堂的各种药酒。
1933年开始举办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天津同仁堂受天津社会局之邀，经上海远渡重洋抵达芝加哥参展。
这一时期的天津同仁堂，已完全壮大为一家以自研药为主销售的老字号，当时的药品上，除了一以贯之使用同仁堂字号之外，都印着“天工”商标，天工商标来源于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
此时的北京同仁堂，却打破“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祖训，达仁堂、乐仁堂、宏仁堂来到天津卫。
究其发端，源于乐平泉之孙乐达聪，乐平泉生有四子，后世称为四大房，乐平泉及其妻先后故去，北京同仁堂陷入各房派系之争，三房的乐达聪自幼饱受歧视，于是精研医学，在宣统年间于山东创办了宏济堂，他也是《大宅门》里白景琦的主要原型。
宏济堂之后，各房开始效仿，纷纷开设药铺，总数达数十家，相同的一点是，字号后面都带有乐家老铺，如达仁堂乐家老铺。
各铺之中，数开在天津的达仁堂发展最好，甚至一度超过北京同仁堂，达仁堂创办人乐达仁，有留学背景，思想开明，在机器化生产方面令人称道。
同在天津，免不了与天津同仁堂打交道，当时的天津同仁堂掌门人是张益堂之孙张恩铨。
张恩铨与乐达仁，二人除了同域同行之外，还有另一重关联，二人都是天津药业同业工会的执行董事。
当时，达仁堂（乐家）、天津同仁堂（张家），与隆顺榕（卞家）、乐仁堂（乐家）一道，被称为天津“四大堂”。
不过随着抗日战争爆发，不管是天津同仁堂还是达仁堂、乐仁堂都受到了严重影响，天津同仁堂的出口业务中断，经营走下坡路。
1945年，天津同仁堂开始股份制经营，外聘专业经理经营药铺，此时的天津同仁堂，企业名称后缀也加上了和记二字（意为股份制）。
03
失而复得 京津“同仁堂”字号的变迁
解放战争到建国初期，天津同仁堂经营好转，一些出口业务也陆续恢复，虎骨酒、阿胶等商品又出口到美国旧金山。
这段时期，老者印象中的天津同仁堂，“特别出名，特别规矩，一点掺假没有”。
解放后，天津同仁堂和记改名为天津市同仁堂药厂，一改前店后厂的传统格局，进行产销分离，在店里抓药的那部分员工被分配到门市部，生产方面，除了天津市同仁堂药厂，还拆分出了天津同仁堂阿胶厂。
阿胶厂设立在西开洼，占地面积“九亩六分三”，这一西开洼，在前文提到的《天津地理买卖杂记》也有一句唱词：法租界，老西开，法兰领事真吊歪。
1956年，北京同仁堂时任经理、乐家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代表公私合营第一批试点单位，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北京市私营企业全面实行公私合营的喜报。
与此同时，天津同仁堂也进入公私合营阶段，当时天津同仁堂有六大股东，张家共有两股，国家向股东发了股息证，对此，后人称之为“白本”。
改革开放前，天津同仁堂先后被改名天津市先锋中药厂、天津市第四中药厂，失去了“同仁堂”字号，同期，北京同仁堂、天津达仁堂、天津隆顺榕等老字号也得到同样遭遇。
比如北京同仁堂药店改名为北京中药店，北京同仁堂制药厂和提炼厂分别被改名为北京中药一厂和北京中药六厂，天津乐仁堂先后被改名为天津东方红制药厂、天津市第三中药厂。
改名期间，老字号也被强制重新分配商标，北京同仁堂配“旭日”商标，天津市第三中药厂配“长城”商标，天津市第四中药厂配“太阳”商标，诸如此类，完全失去了老字号本身的印记。
（图源：孔夫子旧书网，从左至右为“太阳”商标与“长城”商标）
改革开放后，老字号们陆续改回本名，北京同仁堂相对较早，于1979年恢复北京同仁堂字号，1982年，北京同仁堂申请注册了“同仁堂”等商标，90年代，在北京同仁堂制药厂、药酒厂、中药提炼厂及其他制药厂、经营公司的基础上，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先后组建成立。
1989年，天津同仁堂恢复企业名称为“天津同仁堂制药厂”，2002年经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企业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1994年，原国内贸易部（1998年并入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后改组为商务部）认证天津同仁堂为“中华老字号”；1995年，北京同仁堂也同样被认证为“中华老字号”。
2006年，国家商务部认定天津同仁堂为第一批“中华老字号”，同批被认定的还包括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
京津同仁堂两家老字号，在新时代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北京同仁堂销售收入中，占比最高的有心脑血管类（安宫牛黄系列、牛黄清心系列）、补益类（六味地黄系列、金匮肾气系列）和清热类（牛黄解毒系列），主要以古方古药为主，销售渠道则以线下门店和线上电商为主，截至2020年，北京同仁堂在全国主要地区共设立同仁堂药店880家，贡献销售收入超60%。
天津同仁堂核心产品为肾炎康复片、血府逐瘀胶囊和脉管复康片，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品种、处方药，占营业收入的80%以上，渠道方面，主要是通过各地药品招标采购方式进入公立医疗机构销售，据悉目前已覆盖超过3万家医疗机构。
04
老字号的创新发展
向来低调的天津同仁堂，在新时代不断凸显出其成熟的研发创新体系，尤其在主要品种的二次研究开发和经典名方的研究开发，坚持走循证医学研究之路：
天津同仁堂肾炎康复片与血府逐瘀胶囊入选“中成药二次开发核心技术体系创研及其产业化”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治疗慢性肾脏病创新药物肾炎康复片循证医学临床研究”入选国家科技部“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脉管复康片联合外洗方预防糖尿病足溃疡发生的循证评价研究入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医药现代化研究”重点专项项目。
中华中医药学会发布的《中药大品种科技竞争力报告》显示，肾炎康复片、血府逐瘀胶囊在全国前100种中药大品种科技竞争力排名中名列前茅。
公开资料显示，2019年，天津同仁堂被国家工信部评定为第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20年，天津同仁堂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05
结 语
天津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一路走来，一百多年里有平行也有交叉，二者共同为中医药的传承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对于如今留存下来的中药老字号而言，成功的关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研发创新药，开拓新市场空间；传统产品建立优势，保持品牌常青；二是传承发扬中医药文化，将老字号诚实信用、品质经营的精神发扬光大。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这一重要指示高度评价了中医药事业的历史地位，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卫生健康事业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擘画了中医药的发展战略和前进方向，是新时代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根本遵循。
天津同仁堂，凭着创新的劲头、本分的态度和诚实的精神，深入挖掘和弘扬传承下来的历史财富，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努力让中医药焕发更大的光彩，默默耕耘，不事张扬，在市场上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百年来的发展实属不易；近年来，努力走向资本市场，做大规模、做强实力，为中药老字号乃至全国中医药产业发展贡献力量。此时，给予天津同仁堂助力、喝彩，是更应有的站位、更高的格局。
历史是不容质疑和改变的，把精力倾注于纠结历史的是是非非显然是徒劳的，不如把劲头使在当下各自企业的良性发展上，把心思花在为老字号品牌增光添彩，为中医药事业蓬勃发展上。
毕竟，人类的健康事业博大精深，中医药的市场广阔无垠，老字号品牌企业的征程应该是星辰大海，传承创新中医药，更应该尊重历史、正视现实、展望未来，做到海纳百川，共同发展中医药事业。
（图片来源 | 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