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6特辑 | 全文！两高发布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及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典型案例

来源 | 最高人民法院

编辑 | 布鲁斯 有得

4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及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典型案例（全文附于文后）。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为加大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力度，更好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经过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制定了本司法解释，并选取了九个典型案例，于今天正式对外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发布《解释》及典型案例。陶凯元介绍了《解释》的制定背景、基本特点和主要内容。

一、《解释》的制定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强调要完善相关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打击力度。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充分发挥审判、检察职能，2013年至2024年间，提起公诉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6.91万件，审结一审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6.46万件，对于服务品牌强国建设、保障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促推创新创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充分彰显我国严格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担当和作为。

当前，知识产权领域侵权易发多发现象仍一定程度存在，犯罪行为呈现新型化、复杂化、高技术化等特点，社会各界创新创作主体对加强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需求日益强烈。2021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作了重大修改，增加了犯罪行为类型，完善了入罪标准，增设了新罪名。因此，亟需制定一部符合中央政策和立法精神、满足知识产权刑事保护需求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发本《解释》，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现实要求。《解释》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制定，是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一次全新的系统性解释，吸收、整合了此前三部相关司法解释的有效规定，同时废止了前三部司法解释，以便于司法实践操作，有效规范刑事案件办理，确保法律适用标准统一，为创新创造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解释》的基本特点

《解释》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严格保护、依法解释、法治统一、问题导向，确保内容科学合理、适应形势发展、满足实践需要，具有四个基本特点：

一是坚持严格保护，确保罪责刑相适应。《解释》关于入罪标准主要沿用原有司法解释的规定，降低部分犯罪入罪门槛，从源头上遏制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凸显知识产权严格保护理念。同时，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设置从重、从轻处罚条文，该宽则宽，当严则严，确保罪责刑一致。

二是坚持依法解释，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知识产权刑事保护遵循权利法定和罪刑法定“双重法定”原则。《解释》严格遵循刑法、知识产权部门法的明文规定和立法本意，结合司法实践，依法明确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相关罪状含义，厘清罪与非罪的边界，特别是刑事犯罪与民事纠纷的界限。

三是坚持法治统一，确保司法标准一致。《解释》对刑法规定的“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复制发行”等法律用语的解释与著作权法的规定保持一致，确保刑事法律规范与知识产权部门法规定的一致性，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之间的协调性，确保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保护整体合力的发挥。

四是坚持问题导向，凝聚法治共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深入调研，全面系统梳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反复研究论证，对解释稿多次进行修改完善。《解释》对“标识数量”“违法所得数额”等实践中争议较大问题进一步明确标准，确保相关刑法规定得到切实有效实施。

三、《解释》的主要内容

《解释》共31条，具体分为五部分：

一是商标犯罪相关规定。《解释》对实践中争议较大的“同一种商品、服务”“相同商标”“注册商标标识”等认定标准进一步明确，在吸收整合原有司法解释基础上，增加规定了假冒服务注册商标等商标犯罪的入罪标准。

二是假冒专利罪相关规定。《解释》规定了“假冒他人专利”的具体情形以及假冒专利罪的入罪标准，根据实际情况适当降低了入罪门槛。

三是著作权犯罪相关规定。《解释》对争议较大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等认定标准进一步明确，在整合原有司法解释的基础上，规定了著作权犯罪的入罪标准。

四是商业秘密犯罪相关规定。《解释》进一步明确了“盗窃”“电子侵入”等不正当手段的认定标准，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情节严重”的具体规则，明确了损失数额、违法所得数额等认定标准。

五是知识产权犯罪共性问题的规定。《解释》进一步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共同犯罪、从重从轻处罚、罚金适用、单位犯罪、没收和销毁等适用标准以及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销售金额等的具体认定规则。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还将同时配套发布9件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典型案例，涉及实践中常见的法律适用争议问题，这些案件的办理体现了《解释》的精神，有助于对《解释》的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

陶凯元表示，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指导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解释》的公布施行为契机，充分发挥审判和检察职能作用，不断强化对知识产权的刑事司法保护，服务保障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促推新质生产力发展。

回答记者提问

Q

知识产权严格保护的目的，不止于让受害者权益得以挽回，更要让侵权者付出更重代价，以严格公正司法树立鲜明导向。请问，《解释》是如何贯彻知识产权严格保护理念的？

A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李剑：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最具有威慑力的方式，是严格保护最直接的体现，也是知识产权民事、行政保护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解释》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刑事打击力度的决策部署，坚持依法严格保护原则，降低入罪标准、增加入罪情形、规定从重处罚条款、提高罚金适用上限。下面，我作具体说明：

一是降低入罪标准。《解释》主要沿用原有司法解释规定的入罪标准，并根据实际降低了标识犯罪以及假冒专利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入罪标准，凸显知识产权严格保护理念。

二是增加入罪情形。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入罪规定。《解释》结合司法实际，增加入罪情形。例如将“销售金额”“货值金额”“销售复制件数量”等规定为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入罪情形；为依法严惩多次侵权、长期侵权，针对二年内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侵权的情形降低入罪数额标准。

三是规定从重处罚条款。《解释》规定了从重处罚条款，重点打击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意较大的以侵犯知识产权为业、在特殊时期假冒特殊商品、服务注册商标的行为以及没有悔罪表现的拒不交出违法所得等情形，充分发挥刑罚威慑和预防犯罪的功能。

四是提高罚金适用上限。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罚金刑的准确适用至关重要。《解释》在沿用原有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将“罚金数额一般在违法所得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修改为“一倍以上十倍以下”，提高罚金刑适用的上限。

需要说明的是，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坚持依法严格保护，仍然需要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罪责刑相一致。

Q

刚才发布稿中提到，《解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坚持法治统一，确保司法标准一致。能否详细介绍一下，《解释》在哪些方面体现了这个特点？

A

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副厅长刘太宗：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刑事、民事、行政问题交织，办案中特别强调对知识产权权利基础的审查。《解释》制定过程中，严格落实法秩序统一原则，实现刑事法律规范与知识产权部门法规定之间的协调，同时又兼顾刑法保护的特殊性，加强知识产权综合司法保护。

一是在重要概念上与知识产权部门法保持一致。《解释》第十二条专门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罪中“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行为的含义，与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持一致。以往的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中，将“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解释为“复制发行”。鉴于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作为侵犯著作权罪的行为类型之一，与“复制发行”并列，原有司法解释的规定已不合适。因此，《解释》对“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概念做出解释，与“复制发行”明确区分，也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广播权相区分。

二是在法律适用上与行政执法规定保持协调。“违法所得数额”是评价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重要维度，也是主要的入罪标准。《解释》明确了“违法所得数额”的概念和计算方式，需要扣除一定成本，与“非法经营数额”相区分。《解释》参考借鉴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的内容，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在“非法经营数额”的认定标准上，也与行政主管机关的相关规定保持协调。

三是兼顾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特点和要求。刑法具有最后手段性特点，更加注重对行为的实质评价。《解释》在认定犯罪构成时，较民事侵权、行政违法采取更为严格的标准。例如，《解释》第七条专门明确了侵犯商标权犯罪中“两种以上注册商标”和注册商标标识“件”的概念和认定方式。对于“两种以上注册商标”的认定，要从商标的识别商品和服务来源的功能出发，重视审查相关商标是否指向同一商品来源，而不能直接以不同商标注册号的商标数量来认定。关于注册商标标识“件”的认定，一般是指标有完整商标图样的一份标识。对于在一件有形载体上印制数个标识图样，该标识图样不能脱离有形载体单独使用的，应当认定为一件标识。

Q

商业秘密是重要的知识产权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有的商业秘密会影响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需要在法律上给予严格保护。请问，《解释》对商业秘密的定罪量刑等标准是怎么规定的？

A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李剑：商业秘密是经营者知识和智慧的结晶，是企业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相当重要，刑法修正案（十一）据此对侵犯商业秘密罪作出重大修改，优化入罪标准为“情节严重”，将最高法定刑提高至十年。《解释》第17条规定了“情节严重”的入罪标准，即造成损失数额或者违法所得数额“三十万元以上”，二年内因侵犯商业秘密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的，犯罪数额降低为“十万元以上”。

一是关于损失数额的认定。《解释》第18条主要沿用原有相关司法解释，区分不同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规定不同的认定标准。对于以盗窃等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社会危害性大，可以按照商业秘密的合理许可使用费确定损失，并不要求实际使用商业秘密；对于“违约型”侵犯商业秘密以及“以侵犯商业秘密罪论处”的情形，按照行为人使用商业秘密造成权利人利润的损失计算；对于造成商业秘密丧失非公知性或者灭失的，按照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认定损失数额。

二是关于违法所得数额的认定。《解释》第19条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行为违法所得数额的认定方式。行为人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后或者违反保密义务，将商业秘密转让给第三人，第三人往往支付钱款等财物。《解释》据此规定，因披露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商业秘密而获得的财物或者其他财产性利益的价值，可以直接认定为违法所得。因使用商业秘密所获得的利润亦可以认定为违法所得，该利润根据侵权产品销售量乘以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

三是关于量刑升档的认定。《解释》第17条根据实际，将原有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直接导致商业秘密的权利人因重大经营困难而破产、倒闭的”入罪情形作为升档量刑标准，严惩严重的犯罪行为。

另外，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是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罪名，该罪是行为犯，原则上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相关行为，就构成该罪。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的行为方式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实行行为实质上是一致的。行为人窃取、刺探商业秘密，可能会采取盗窃、欺诈、胁迫、电子侵入等不正当手段；收买商业秘密的，可能会采取贿赂手段；非法提供主要是指知悉、持有商业秘密的人将商业秘密披露给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的行为。需要说明的是，《解释》第17条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罪入罪情形，是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第二个量刑档次“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确保两罪在定罪量刑方面的有效衔接。

Q

版权是文化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加强版权刑事司法保护是服务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方面和当然要求。请问《解释》关于加强版权保护方面有哪些重点和亮点？

A

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副厅长刘太宗：版权是文化产业的重要内容。加强版权刑事司法保护，对于激发文化创新活力、规范文化市场秩序、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刑法中关于版权保护，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两个罪名。《解释》在原有规定的基础上，按照刑法规定，对这两个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了修改和完善，增强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彰显依法严格保护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落实刑法保护的明确要求。《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侵犯著作权罪的罪状作了大幅度修改，将“侵犯表演者权”“破坏技术措施”等行为纳入刑法规制，扩大了刑事保护的范围，《解释》相应增加了相关内容。例如，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基础上，增加规定了“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未经表演者许可”；对于明知他人实施侵犯著作权犯罪，而向他人提供主要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或者为他人避开、破坏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务，违法所得数额、非法经营数额达到司法解释规定标准的，明确规定应当以侵犯著作权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是合理划清了此罪与彼罪界限。原来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将“复制发行”规定为“包括复制、发行或者既复制又发行的行为”，“发行”包括总发行、批发、零售、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以及出租、展销等活动。按此规定，对于购买后销售侵权复制品的行为，都符合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复制发行”，侵犯著作权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界限并不清晰。这次司法解释作了调整，明确“复制发行”是指既复制又发行或者为发行而复制，而不包括单独发行的行为。

三是完善细化了定罪量刑标准。《解释》吸收原有司法解释规定内容，在结合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其他严重情节”的具体情形。主要修改之处有：对于侵犯著作权罪，新增“下载数量达到一万次以上的”入罪情形，保留“被点击数量”作为入罪标准，并由“五万次”适当提高到“十万次”；对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增加规定“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的”、“销售他人作品或者录音录像制品，复制件数量合计在一千份（张）以上的”，属于“其他严重情节”。将“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入罪标准由“十万元”修改为“五万元”，与其他知识产权罪名之间保持相对平衡。

附《解释》全文及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25年4月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47次会议、2025年4月11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5年4月26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5年4月23日

法释〔2025〕5号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5年4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47次会议、2025年4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通过，自2025年4月26日起施行）

为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结合司法实践，现就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服务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同一种商品、服务”：

（一）行为人实际生产销售的商品名称、实际提供的服务名称与权利人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服务名称相同的；

（二）商品名称不同，但在功能、用途、主要原料、消费对象、销售渠道等方面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相关公众一般认为是同种商品的；

（三）服务名称不同，但在服务的目的、内容、方式、对象、场所等方面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相关公众一般认为是同种服务的。

认定“同一种商品、服务”，应当在权利人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服务和行为人实际生产销售的商品、实际提供的服务之间进行比较。

第二条  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完全相同，或者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足以对相关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足以对相关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

（一）改变注册商标的字体、字母大小写或者文字横竖排列，与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的；

（二）改变注册商标的文字、字母、数字等之间的间距，与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的；

（三）改变注册商标颜色，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显著特征的；

（四）在注册商标上仅增加商品通用名称、型号等缺乏显著特征要素，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显著特征的；

（五）与立体注册商标的三维标志及平面要素基本无差别的；

（六）其他与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足以对相关公众产生误导的。

第三条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二）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三）二年内因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服务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二）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三）二年内因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既假冒商品注册商标，又假冒服务注册商标，假冒商品注册商标的违法所得数额不足本条第一款规定标准，但与假冒服务注册商标的违法所得数额合计达到本条第二款规定标准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违法所得数额、非法经营数额达到本条前三款相应规定标准十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第四条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明知”，但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的除外：

（一）知道自己销售的商品上的注册商标被涂改、调换或者覆盖的；

（二）伪造、涂改商标注册人授权文件或者知道该文件被伪造、涂改的；

（三）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又销售同一种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

（四）无正当理由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进货或者销售的；

（五）被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发现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后，转移、销毁侵权商品、会计凭证等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明的；

（六）其他可以认定为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情形。

第五条  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一）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二）二年内因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或者销售金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三）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本款前两项规定的销售金额标准三倍以上，或者已销售商品的销售金额不足本款前两项标准，但与尚未销售商品的货值金额合计达到本款前两项规定的销售金额标准三倍以上的。

违法所得数额、销售金额、货值金额或者销售金额与货值金额合计达到本条前款相应规定标准十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第六条  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标识数量在一万件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二）伪造、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两种以上注册商标标识，标识数量在五千件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

（三）二年内因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标识数量在五千件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

（四）销售他人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尚未销售的标识数量达到本款前三项规定标准三倍以上，或者已销售的标识数量不足本款前三项标准，但与尚未销售的标识数量合计达到本款前三项规定标准三倍以上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标识数量、违法所得数额、非法经营数额达到本条前款相应规定标准五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第七条  本解释所称“两种以上注册商标”，是指识别商品、服务不同来源的两种以上注册商标。虽然注册商标不同，但在同一种商品、服务上使用，均指向同一商品、服务来源的，不应当认定为“两种以上注册商标”。

本解释所称注册商标标识“件”，一般是指标有完整商标图样的一份标识。对于在一件有形载体上印制数个标识图样，该标识图样不能脱离有形载体单独使用的，应当认定为一件标识。

第八条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又销售该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定罪处罚。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又销售明知是他人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构成犯罪的，应当实行数罪并罚。

第九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的“假冒他人专利”：

（一）伪造或者变造他人的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的；

（二）未经许可，在其制造或者销售的产品、产品包装上标注他人专利号的；

（三）未经许可，在合同、产品说明书或者广告等宣传材料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人误认为是他人发明、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的。

第十条  假冒他人专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二）给专利权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

（三）假冒两项以上他人专利，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四）二年内因实施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十一条  实施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行为，没有取得著作权人、录音录像制作者、表演者授权，或者伪造、涂改授权许可文件，或者超出授权许可范围，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未经表演者许可”。

在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作品、录音录像制品上以通常方式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应当推定为著作权人或者录音录像制作者，且该作品、录音录像制品上存在着相应权利，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

在涉案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种类众多且权利人分散的案件中，有证据证明涉案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系非法出版、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且出版者、复制发行者、信息网络传播者不能提供获得著作权人、录音录像制作者、表演者许可的相关证据材料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未经表演者许可”。但是，有证据证明权利人放弃权利、涉案作品的著作权或者录音录像制品、表演者的有关权利不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权利保护期限已经届满等情形除外。

第十二条  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既复制又发行或者为发行而复制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复制发行”。

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录音录像制品、表演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

第十三条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行为，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二）二年内因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的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三）复制发行他人作品或者录音录像制品，复制件数量合计在五百份（张）以上的;

（四）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作品、录音录像制品或者表演，数量合计在五百件（部）以上的，或者下载数量达到一万次以上的，或者被点击数量达到十万次以上的，或者以会员制方式传播，注册会员数量达到一千人以上的；

（五）数额或者数量虽未达到本款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标准，但分别达到其中两项以上标准一半以上的。

明知他人实施侵犯著作权犯罪，而向他人提供主要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或者为他人避开、破坏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务，违法所得数额、非法经营数额达到前款规定标准的，应当以侵犯著作权罪追究刑事责任。

数额、数量达到本条前两款相应规定标准十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第十四条  销售明知是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侵权复制品，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的“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一）销售金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二）二年内因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的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或者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三）销售他人作品或者录音录像制品，复制件数量合计在一千份（张）以上的；

（四）侵权复制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或者侵权复制品数量达到本款前三项规定标准三倍以上，或者已销售侵权复制品的销售金额、数量不足本款前三项标准，但与尚未销售的侵权复制品的货值金额、数量合计达到本款前三项规定标准三倍以上的。

第十五条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犯罪，又销售该侵权复制品，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的规定，以侵犯著作权罪定罪处罚。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犯罪，又销售明知是他人的侵权复制品，构成犯罪的，应当实行数罪并罚。

第十六条  采取非法复制等方式获取商业秘密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盗窃”；未经授权或者超越授权使用计算机信息系统等方式获取商业秘密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电子侵入”。

第十七条  侵犯商业秘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二）因侵犯商业秘密违法所得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三）二年内因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一十九条之一规定的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造成损失数额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侵犯商业秘密，直接导致商业秘密的权利人因重大经营困难而破产、倒闭的，或者数额达到本条前款相应规定标准十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第十八条  本解释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损失数额”，按照下列方式予以认定：

（一）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尚未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合理许可使用费确定；

（二）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后，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利润的损失确定，但该损失数额低于商业秘密合理许可使用费的，根据合理许可使用费确定；

（三）违反保密义务或者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利润的损失确定；

（四）明知商业秘密是不正当手段获取或者是违反保密义务、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允许使用，仍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利润的损失确定；

（五）因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导致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或者灭失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确定。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可以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研究开发成本、实施该项商业秘密的收益等因素综合确定。

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利润的损失，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产品销售量减少的总数乘以权利人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产品销售量减少的总数无法确定的，可以根据侵权产品销售量乘以权利人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商业秘密系用于服务等其他经营活动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而减少的合理利润确定。

商业秘密的权利人为减轻对商业运营、商业计划的损失或者重新恢复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其他系统安全而支出的补救费用，应当计入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的损失。

第十九条  本解释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违法所得数额”，是指因披露、允许他人使用商业秘密而获得的财物或者其他财产性利益的价值，或者因使用商业秘密所获得的利润。该利润可以根据侵权产品销售量乘以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

第二十条  为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具有本解释第十七条规定情形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一规定的“情节严重”。

第二十一条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或者案外人书面申请对有关商业秘密或者其他需要保密的商业信息的证据、材料采取保密措施的，应当根据案件情况采取组织诉讼参与人签署保密承诺书等必要的保密措施。

违反前款有关保密措施的要求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保密义务的，依法承担相应责任。擅自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接触、获取的商业秘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明知他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以共同犯罪论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提供生产、制造侵权产品的主要原材料、辅助材料、半成品、包装材料、机械设备、标签标识、生产技术、配方等帮助的；

（二）提供贷款、资金、账号、许可证件、支付结算等服务的；

（三）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运输、仓储、保管、快递、邮寄等服务的；

（四）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的；

（五）其他帮助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情形。

第二十三条  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酌情从重处罚：

（一）主要以侵犯知识产权为业的；

（二）在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假冒抢险救灾、防疫物资等商品或者服务注册商标的；

（三）拒不交出违法所得的。

第二十四条  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处罚：

（一）认罪认罚的；

（二）取得权利人谅解的；

（三）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后尚未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

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以犯罪论处。

第二十五条  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应当综合考虑犯罪违法所得数额、非法经营数额、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数额、侵权假冒物品数量及社会危害性等情节，依法判处罚金。

罚金数额一般在违法所得数额的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确定。违法所得数额无法查清的，罚金数额一般按照非法经营数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一倍以下确定。违法所得数额和非法经营数额均无法查清，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单处罚金的，一般在三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确定罚金数额；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一般在十五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确定罚金数额。

第二十六条  单位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九条之一行为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解释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处罚。

第二十七条  除特殊情况外，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侵犯著作权的复制品、主要用于制造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注册商标标识或者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和工具，应当依法予以没收和销毁。

上述物品需要作为民事、行政案件的证据使用的，经权利人申请，可以在民事、行政案件终结后或者采取取样、拍照等方式对证据固定后予以销毁。

第二十八条  本解释所称“非法经营数额”，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过程中，制造、储存、运输、销售侵权产品的价值。已销售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实际销售的价格计算。尚未销售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实际销售平均价格无法查清的，按照侵权产品的标价计算。无法查清实际销售价格或者侵权产品没有标价的，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

本解释所称“货值金额”，依照前款规定的尚未销售的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价值认定。

本解释所称“销售金额”，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过程中，出售侵权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

本解释所称“违法所得数额”，是指行为人出售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扣除原材料、所售产品的购进价款；提供服务的，扣除该项服务中所使用产品的购进价款。通过收取服务费、会员费或者广告费等方式营利的，收取的费用应当认定为“违法所得”。

第二十九条  多次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未经处理且依法应当追诉的，定罪量刑所涉数额、数量等分别累计计算。

对于已经制作完成但尚未附着或者尚未全部附着假冒注册商标标识的产品，有证据证明该产品将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其价值计入非法经营数额。

第三十条  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自诉案件，对于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取得的证据，在提起自诉时能够提供有关线索，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调取。

第三十一条  本解释自2025年4月26日起施行。

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9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7〕6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法释〔2020〕10号）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著作权刑事案件中涉及录音录像制品有关问题的批复》（法释〔2005〕12号）同时废止。

本解释施行后，之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典型案例

案例一：上海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姚某假冒注册商标案

【基本案情】

“”“”“乐高教育”系乐高博士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服务为教育、培训、娱乐竞赛等。被告单位上海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租赁店铺经营“LC乐高机器人中心”,被告人姚某系该公司实际经营者。2021年3月至6月，姚某将从他人处购得的假冒“”“”“乐高教育”注册商标的授权书、乐高教育教练资格证书等文件在店铺内展示，并将“”等标识用于店铺招牌、装潢、海报宣传、员工服装、商场指示牌等处，提供教育培训服务。上海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收取培训课时费用51万余元，其中大部分收益由公司支配使用。

【裁判结果】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指控被告单位上海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人姚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向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海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服务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姚某系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均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并被判处刑罚。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作出修改，将假冒服务注册商标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加大对注册商标刑事保护力度。本案认定被告单位提供的教育培训服务与权利人服务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服务属于同一种服务，以被告单位收取的培训费用作为入罪依据，符合刑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服务行业特征等实际情况，对“同一种服务”认定标准进一步明确，规定违法所得数额为假冒服务注册商标犯罪的入罪标准，并进一步明确了行为人收取的服务费等属于违法所得。

案例二：龙某等假冒注册商标案

【基本案情】

荣某公司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为“医用隔离衣、手术衣”等。2021年12月至2022年1月间，被告人龙某、高某丰、陈某、袁某、曾某琴经预谋后，未经注册商标权利人荣某公司许可，购买防护服和包装材料后自行包装一次性医用防护服，贴附荣某公司的注册商标对外销售。其中，龙某负责联系购买包材，高某丰、陈某、袁某负责收购白板防护服，袁某还提供用于收取款项的账户，曾某琴联系用于贴牌生产假冒医用防护服的民房、聘请工人包装防护服等。龙某等人共销售一次性医用防护服4万余套，非法经营数额58万余元。

【裁判结果】

江西省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龙某等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向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次性医用防护服”与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医用隔离衣、手术衣”在商品功能、用途、主要原料、消费对象、销售渠道等方面基本相同，相关公众认为是同种商品，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同一种商品”。龙某等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构成共同犯罪，非法经营数额58万余元，均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并被判处刑罚。

【典型意义】

关于“同一种商品”的认定是假冒注册商标刑事案件办理的疑难问题。实践中，在行为人生产销售的商品名称与权利人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名称不同的情形下，如果两者在功能、用途、主要原料、消费对象、销售渠道等方面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相关公众一般认为是同种商品的，应当认定为“同一种商品”。本案依法认定侵权商品与权利人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属于“同一种商品”，并根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依法准确量刑，有效打击了制售假冒医用产品的违法犯罪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了“同一种商品”的认定标准。此外，为依法精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司法解释明确了以共同犯罪论处的具体情形。

案例三：鲁某发等假冒注册商标案

【基本案情】

2019年11月至2022年8月间，被告人鲁某发等人未经注册商标权利人许可，委托他人制作“HARRY POTTER”“UNIVERSAL STUDIOS”等商标标识，并通过自行加工缝制、贴标的方式，生产制作魔法袍、围巾、领带等带有上述商标标识的环球影城哈利波特产品后予以销售，非法经营数额1125万余元。公安机关在鲁某发经营的场所内查扣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25730件，查扣吊牌、领标、水洗标等72550个。

【裁判结果】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鲁某发等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注册商标权利人注册了“HARRY POTTER”“UNIVERSAL STUDIOS”等商标，被诉侵权标识在“UNIVERSAL STUDIOS”后增加缺乏显著特征要素，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的显著特征，属于“相同商标”。鲁某发等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均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并被判处刑罚。

【典型意义】

为进一步打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行为，统一和明确“相同商标”认定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相同商标的认定标准进行了明确。本案中，被诉侵权标识增加缺乏显著特征的要素，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的显著特征，应当认定为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彰显严格知识产权保护理念。

案例四：赵某年、张某燕假冒专利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赵某年、张某燕经营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21年起，二人在未经某中药研究公司许可的情况下，在其公司生产的化妆品包装上印制某中药研究公司“一种马齿苋提取液的制备方法”的发明专利号，并销售假冒上述专利的化妆品。赵某年、张某燕销售假冒上述专利化妆品的金额为99万余元，查获尚未销售的假冒上述专利化妆品的价值为57万余元，非法经营数额共计156万余元。

【裁判结果】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赵某年、张某燕犯假冒专利罪，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赵某年、张某燕开设化妆品生产企业多年，明知使用专利标记或专利号应经过专利权人许可，仍在未经专利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在产品包装上标注他人专利号，误导公众认为该化妆品是专利产品，属于“假冒他人专利”行为，情节严重，均构成假冒专利罪并被判处刑罚。

【典型意义】

假冒专利罪规制的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虚假标记他人专利号使公众误以为其销售的产品系专利主体合法生产、制造的商品，损害专利权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假冒他人专利的具体情形以及“情节严重”入罪标准，强化专利刑事保护。

案例五：张某、孙某侵犯著作权案

【基本案情】

2017年底至2023年1月间，被告人张某、孙某等以营利为目的，开发运营多款影视作品聚合APP。张某、孙某等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下载热门视听作品视频文件后上传至租用的云存储服务器，并购买他人的技术解析服务，通过其运营的多款APP向公众提供视听作品的播放和下载服务。通过技术解析服务，公众无需跳转至相关著作权人的网络平台，即可从上述涉案多款APP上获得该视听作品。张某、孙某等通过在涉案多款APP内以发布收费广告、收取广告推广费的方式营利。其中，张某、孙某等通过“盗链”方式传播视听作品7.2万余部。

【裁判结果】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某、孙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向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孙某通过“盗链”的方式客观上使相关视听作品直接呈现在涉案多款APP上，属于作品“提供”行为，公众能够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从涉案多款APP获得上述视听作品并直接进行播放和下载，侵犯了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行为。张某、孙某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视听作品，均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并被判处刑罚。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为实行行为，与“复制发行”并列区分。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侵害的是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据此规定，行为人未经许可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录音录像制品、表演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随着信息传播领域的新型技术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类似“盗链”的技术可以避开作品上传环节，使用户获得相应作品，社会危害性大。本案基于“盗链”行为的具体方式及其社会危害性，认定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侵害了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利于准确界定“盗链”等深度链接行为的性质。

案例六：刘某生、刘某侵犯著作权案

【基本案情】

2019年3月至2022年7月间，被告人刘某生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自行制作用于避开著作权技术保护措施的“加密狗”，擅自复制相关软件等，销售“加密狗”和盗版软件。刘某生又指使被告人刘某销售“加密狗”和盗版软件。期间，刘某生负责制作“加密狗”、复制盗版软件、上架商品、寄快递等，刘某负责账户客服、收款等。刘某生、刘某涉及非法经营数额分别为106万余元和14万余元。刘某生、刘某销售的“加密狗”可以避开著作权人为其软件著作权采取的技术保护措施。

【裁判结果】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指控被告人刘某生、刘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向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生、刘某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故意避开著作权人为其作品采取的保护著作权的技术措施，特别是刘某生制作、销售“加密狗”及盗版软件等，在相关系列案件中处于产业链的源头，提供避开技术措施装置的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刘某生情节特别严重，刘某情节严重，二人均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并被判处刑罚。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规避技术措施行为纳入侵犯著作权罪的规制范畴，进一步加大对著作权的刑事保护力度。提供规避技术措施装置等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属于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本案以侵犯著作权罪依法追究刘某生、刘某刑事责任，充分保障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彰显加强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服务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力度和决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了故意提供规避技术措施装置、部件、技术服务的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案例七：林某凤等侵犯著作权、刘某等销售侵权复制品案

【基本案情】

2019年至2023年2月间，被告人林某凤等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采用扫描、排版、印刷等手段，复制发行“剧本杀”作品，非法经营数额540万余元。被告人刘某、杨某、杨某主明知林某凤等人出售的“剧本杀”系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侵权复制品，仍采购后对外销售。其中，刘某销售金额738万余元，杨某、杨某主销售金额312万余元。

【裁判结果】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林某凤等犯侵犯著作权罪，被告人刘某、杨某、杨某主犯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分别向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林某凤等人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文字作品及美术作品，均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并被判处刑罚。刘某、杨某、杨某主销售侵权复制品，均构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并被判处刑罚。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了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入罪规定，将“违法所得数额巨大”修改为“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扩大了入罪情形。为进一步打击侵犯著作权的违法犯罪行为，完善入罪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销售金额”“货值金额”“复制件数量”为“其他严重情节”。为进一步区分侵犯著作权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司法解释明确侵犯著作权罪中的“复制发行”不包括单纯“发行”行为。以出售方式发行他人制作的侵权复制品的，应当认定为销售侵权复制品罪。本系列案根据各被告人实施的具体行为，分别以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定罪量刑，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

案例八：汪某文侵犯商业秘密案

【基本案情】

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间，被告人汪某文在芜湖某汽车公司任职。2021年3月23日，汪某文准备跳槽至浙江某新能源汽车公司，从事电器研发工作。为了将芜湖某汽车公司的开关控制技术带至浙江某新能源汽车公司，2021年4月4日晚，汪某文将其无权限查看的芜湖某汽车公司智能车技术中心一组、二组组长的电脑硬盘拆卸后带离，将电脑硬盘中某型号汽车开关系统的“中控台开关总成”“一键启动按钮”技术资料上传至自己的百度网盘。经评估，上述两份技术信息的合理许可使用费为114万元。

【裁判结果】

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汪某文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向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芜湖某汽车公司某型号汽车开关系统中的“中控台开关总成”“一键启动按钮”技术图纸所载技术信息，属于商业秘密。汪某文以拆卸带走电脑硬盘的方式获取商业秘密，属于以盗窃的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可以按照该商业秘密的合理许可使用费认定损失数额，情节严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并被判处刑罚。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将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入罪标准“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修改为“情节严重”，加大对商业秘密刑事保护力度。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人因此前并不合法知悉或者持有商业秘密，其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行为本身就具有不法性，应当予以严厉打击。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可以按照商业秘密的合理许可使用费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数额，不要求将商业秘密用于生产经营造成利润损失。本案根据刑法规定，认定汪某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并依法判处刑罚，彰显对创新成果的严格保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进一步明确。

案例九：罗某、孙某东为境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案

【基本案情】

2022年8月，被告人孙某东接受境外人员委托，为其有偿提供某科技公司新能源电池的商业信息。孙某东经与被告人罗某商议，罗某以刺探、收买等非法方式从某科技公司相关人员处获取该公司关于新能源电池研发数据、未来产业布局等商业信息，孙某东提供给境外人员。孙某东收取报酬11万余元，将其中7万元支付给罗某。2023年4月，罗某直接接受该境外人员的委托，再次提供某科技公司商业信息并收取报酬10万元。

【裁判结果】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罗某、孙某东犯为境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向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孙某东、罗某向境外人员非法提供的新能源电池研发数据、未来产业布局等信息属于商业秘密，罗某、孙某东构成为境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并被判处刑罚。

【典型意义】

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经济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完善刑事法网，加强对商业秘密刑事保护。本罪系行为犯，不要求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即可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该罪升档量刑标准“情节严重”的具体情形，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入罪情形等保持一致，确保两罪定罪量刑的有效衔接。

（本内容不代表知产力立场，知产力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封面 | 微博@人民法院报 直播截图